真地，这是因为我们一到巴黎，我就了解到quot;如梦的quot;舞会引起了纷纷议论。事实上，当时劫持林白家孩子的人和饲＼巴黎人》的记者正受到传讯，德鲁西·德·萨尔斯先生，在他每日的乏味报道后，觉得拍发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妻子头上平稳地顶着林白婴儿带血的形象参加舞会的消息是最妙的办法。他描述了纽约这场闻所未闻的事件，除了他并没有别人目睹过这一事件。作为回报，这一新闻在巴黎传遍了各界，造成一种真正的惊愕。我不再能自己做主了。从此，超现实主义将越来越混为一体，很快就仅仅成为我一个人了。此外，团体也解体了，整整有一个乱党追随着路易·阿拉贡的口号，这位神经质的小罗伯斯庇尔，盲目地朝着共产主义演变。我提议制造～个由摆满一杯杯热奶的摇椅组成的思想机器的那天，危机爆发了。阿拉贡愤怒地说：

    quot;结束掉达利那些怪念头吧！热牛奶应当给失业者的孩子。quot;

    布列东，了解到共产主义派系显示出来的这种令头脑糊涂的危险性，决定把阿拉贡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这些支持者包括布努埃尔、于尼克、萨杜尔等人。列耐·克列维尔是唯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其智力平庸的行程中，不打算追随阿拉贡。然而他也跟我们的团体保持着距离。不久之后，由于无法解决战后意识形态的那些难题的戏剧性矛盾，他自杀了。克列维尔是自杀的第三位超现实主义者，从而证实了这一运动在它开始时提出的讯问：quot;自杀是种解决的办法吗广我回答不是，我非理性活动的延续决定着这个不是。另一些人沉浸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长篇大论中，慢慢地自杀了。就个人而言，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我发现它是轶事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相反，我研究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我日渐感到是quot;完美建筑quot;的天主教。巴黎、利加特港、纽约、巴黎、利加特港，我在不断的旅行中远离了团体。我在巴黎的那些次出现，使我有机会无数次出入社交界。非常富有的人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利加特港的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不富不穷的人没引起我什么反应。那时，在超现实主义者周围聚集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一伙难于适应洗澡的气味相投的家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每月我去看布列东三次，每月我跟毕加索和文目雅见一次，但从不同他们的弟子会面。可我每天早晚都能看到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没显示出聪明才智。然而他们的妻子都佩戴着跟我的心一样坚硬的首饰，身上洒着大量的香水，欣赏着我所讨厌的音乐。我一直是名天真而又狡黠的卡塔卢尼亚的农夫，一位国王栖息在这个农夫的身体里。我是自命不凡的，无法摆脱明信片上撩人的形象，它表现一位挂满了一大堆首饰、戴一顶华丽帽子的裸体女人，正拜倒在我肮脏的脚下＠。这就是我内心里深深向往的事啊！

    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文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尽管有死亡有分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