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写着三千法郎。我手头没这么多钱，便请他向我解释这价格的奥秘。我指点过的那束花由一百朵玫瑰组成，而一朵就要三法即可我以为一束三法郎。

    quot;那么给我二百五十法郎的花吧。quot;

    我身边一分钱都没有了。整个上午我在街上荡着。中午我喝了两杯法国绿茵香酒。午饭后，我来到戈曼画廊，我在这儿碰见了保尔·艾吕雅，他告诉我加拉在等我，她感到奇怪，我竟然没跟她约定个时间见面。实际上，我打算拖延几天，单独享受等待的那种令人舒服的乐趣。晚上，我终于去拜访加拉并呆下来用晚餐。加拉只有一小会儿流露出气愤的情绪，我们一起吃饭，面前摆着一排几乎难以让人相信的最不同的酒瓶。在马德里喝过的酒开始在我味觉器官的坟墓中站起来，仿佛是拉撒路的干尸，我命令它：quot;前进。quot;而它就前进了，令大家感到害怕。这一复活使我恢复了口才。我向干尸说：quot;讲话广而它就讲话了。这是一种发现，它证实了我绝非一个傻瓜，不单只会画那些画。我也懂得讲话，而加拉怀着忠诚坚定的狂热态度，负起了说服超现实主义朋友们的责任，让他们相信我同样能写一些哲学深度超过团体成员全部设想的文章。实际上，她在卡达凯斯就收集了一些混乱而又费解的文章，她成功地赋予了它们一种便于传播的quot;形式quot;。这些笔记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修改它们，把它们融入一册理论和诗的文集中，这本文集应当用《有形的女人》的题目问世。加拉显然就是我第一本书中的quot;有形的女人quot;。将在其中阐明的那些观点，就是我用来刺向不信任我的、甚至有时是敌视我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心脏的最初武器。为了让我的观点至少能受到朋友中对我最有好感的那些人的注意，加拉必定也进行了别的战斗。所有的人已经下意识地猜到我用他们特有的武器（但更可怕、更锐利）毁灭他们的革命尝试。从1929年这一年起，我已在反抗由战后的这些艺术爱好者的焦虑所引发的quot;全面革命quot;。在怀着跟他们相同的激情投入那些最具破坏性和最为疯狂的思辨中的同时，我已经以怀疑论者不择手段的方式为永恒传统将临的一个历史阶段准备好了结构的基础。我觉得超现实主义者们是仅有的这样一些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它的种种手段有助于我的活动。照我看来，他们的领袖安德烈·布列东的那显而易见的领袖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至于我，我将试着去统治，不过我的影响将是看不见的，机会主义的和反常的。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我的位置和我的各种弱点；我也意识到我的朋友们的各种缺陷和各种才能，这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摆出一副公理在身的样子：quot;要是你决心为你自己的胜利而战，那你就要毫不留情地毁掉那些与你最相似的人。整个无个性的同盟。整个共同意味着埋葬掉你的那一切。你去把集体当作经验来享用吧，然后再打，使劲地打吧！只剩下独自一人。quot;

    我只剩下独自一人，不过经常有加拉陪伴。我的爱情使我傲慢而又大度。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开战的计划。我觉得它们一下子提前成熟了。恰恰在我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首次展览开幕前两天，我决定同加拉一起去蜜月旅行。这样一来，我甚至无法看到我这次首展作品悬挂起来的情景。我甚至得承认，在旅行期间，我和加拉，我们是那么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考虑我的展览（它已经成为quot;我们的quot;展览了）。我们真纯温柔的爱情展开在巴塞罗那，接着在附近的一处海水浴疗养地斯蒂热丝，在地中海冬日的阳光下，它荒凉的海滩闪闪发光。

    一个月以来，我没给父母写过一行字，于是每天早晨我心中就有种轻微的负罪感。我也向加拉说：

    这不能永远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