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在严地进行。在等待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到来之际，我继续凭记忆画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画成诺埃依子爵夫人。这幅用铜版制作的画，搞起来很难。为了看清我画在光洁如镜的褐色铜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认出我作品的细节。因此我在鼻尖上贴上一块三厘米的方形白纸片来做画，这块白纸片的反光完美地显示出我的素描。

    六点整，有人按门铃。我收起铜版，给来访者打开门。雅克·拉康进来了，我们马上开始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在两个小时内，我们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雅克·拉康离开时，答应定期跟我接触，以便交换意见。

    他走后，我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尽力概括我们的谈话内容，更客观地估量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少数不同点。可有一点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这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令我不安。仿佛一种奇怪的微笑想掀开他的嘴唇，而他克制着不让自己显出惊奇来。他在致力于对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灵激动的想法让它富于生气）进行形态学研究吗？当我去洗手时（这个时刻正是人们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论什么问题的时刻），我解开了这个谜。不过这次是镜子给了我答案。在那两个小时内，我忘记除掉贴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纸片，以一种客观严肃的语调，极为认真地谈论着先验的问题，却毫没料到我鼻子的可笑样子！可有哪个犬儒主义的故弄玄虚者能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呢？

    我二十三岁了。居住在费格拉斯父母的住宅里，我正在我的画室中画一幅立体主义的大画。我弄丢了室内便袍的腰带，它在活动时总妨碍我。我随便找了根电线缠在腰间。可这根电线的一头有个小灯泡。管它哪！我懒得摘掉它，就把它当成腰带扣用。过了一会儿，妹妹通知我，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他们想见我，正在客厅里等着。我摆脱了对这件作品的不满，来到客厅。父母朝我沾满颜色的室内便抱不满地瞟了一眼，不过大家还没看到挂在我屁股上的灯泡。相互介绍后。我坐了下来，灯泡在安乐椅与我后部之间爆裂了，发出炸弹般的声响……

    就是这样，巧合热衷于让我生活里那些显微小的事情变得强烈而又令人难忘。而在别人身上，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不注意地就过去了。

    1928年，我在故乡费格拉斯做了一次讲演，市长和地方当局的官员们主持这次讲演会。一群不懂规矩的人拥在大厅里，我气冲冲地说：quot;女士们、先生们，讲演到此结束。quot;我就这样讲完了结束语。我的声调是愤怒的，几乎是挑衅性的。大厅里的听众不懂我讲演的结尾，而我则不满他们笨得无法了解我的思路。可是，在我清楚地说出quot;结束quot;这个词时，市长当即倒毙在我脚下！

    那种激动的情绪真无法形容，因为这个人深率众望，为市民爱戴。那些幽默的报纸硬说，我讲演中大声讲出的种种十分荒谬的话杀害了他。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由于心绞痛的急剧发作造成的。

    1937年，我得在巴塞罗纳做一次关于quot;床头柜的现象学的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quot;的讲演。就在那一天，爆发了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那些仍来听我讲演的听众中，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囚徒，这难是由于匆忙降下了临街的玻璃窗的铁帘子。在我讲话期间，能断续听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队伍的一阵阵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在巴塞罗纳举行的另一次讲演期间，有一名白胡子的医生，突然犯了疯病，从听众中站起来，想杀死我。人们费了好大劲……拚命制止他，把他从大厅里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