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文体活动期间，修士学监并不在场。我跳下去时，发出一声尖叫，把整个操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身上。虽然受了挫伤，但却快乐极了，我又干了一次。每次我从楼梯上下来，同学们都极端不安地喘着粗气，等待着什么。我永远记得十月的一个傍晚。雨刚停，操场上升起潮湿的土地和玫瑰花的气味。被落日映红的天空中，清楚地显出了壮丽的云彩，我觉得它们像一些爬行的豹，像拿破仑，或像断了桅杆的帆船。封神的无尽光芒从天上照亮着我的脸。在一派死寂之中，在停止了游戏的同学们的发呆目光中，我从楼梯上，一级级走下来。我不会同任何一位神交换角色。

    我二十二岁了，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获得绘画奖之前，在绘制那不使画笔触到画布的竞赛作品之际，我就打赌能得到它。实际上，通过把构成一种惊人的点彩派绘画的飞溅色彩从一米远的地方抛到画布上，我成功地画了规定的题材。素描与色彩都那么准确，从而使我获得了一等奖。第二年，我必须通过美术史的考试。我怀着要表现得极为出色的念头参加考试。而且我也认真地为这次考试做了准备。走上主考官们就座的讲台，我抽出落到我身上的问题。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该问题恰好是我想发挥的。但是，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怠倦情绪；令听众目瞪口呆，我明确宣布我比三位教授加起来还聪明，我拒绝由他们来考我，因为我对提出的问题极为精通。

    一直在马德里美术学院。不断而又系统地与大家唱反调的欲望，把我引向各种荒谬怪诞的言行，它们很快使我在马德里艺术界获得了真正的名气。有一天，绘画课上，规定我们照一尊哥特式圣母小雕像写生。教授在离开前，还嘱咐我们如实表现每人quot;看到quot;的东西。他刚一转过身去，受到疯狂地想愚弄别人的情绪的支配，我参照一册作品展目，着手最精确地画一台秤。所有的同学都确信我真地疯了。到了周末，教授来纠正和评价我们的工作，他面对着我交给他的图画，板起了脸。所有我旁边的同学全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沉默，我用因腼腆而有点发窘的声音大胆地说吧，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秤。

    我二十九岁了，夏天在卡达凯斯，我向加拉献殷勤。我们与一些朋友在海边共进午餐，在那向上攀爬的葡萄丛下，蜜蜂的轻微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我幸福到了极点，尽管成熟的爱情重担已压在我肩上，它诞生了并像一个闪耀着无数痛苦宝石的粗大金章鱼紧紧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刚吃了四只烤龙虾，灌了当地产的土酒，这些土酒不会声张；但它们却是由地中海地区最美妙的秘方制成的。

    这顿午餐拖了很久，太阳都开始下落了。我赤着双脚，一位崇拜我多时的女朋友，已多次暗示过我脚的美丽。这正是拉·帕丽斯的真理，我觉得她不停地对我重复恭维话，太愚蠢了。她坐在地上，头轻轻靠在我膝上。突然，她把手放在我一只脚上，试图用颤抖的手指怯生生地抚摸它，在一种唯恐失掉自我的情感左右下，我跳起来，仿佛我突然变成了加拉。我撞了这位崇拜者，把她推倒在地上，使劲地踩她。大家不得不把沾满血的她与我拉开。

    我献身于各种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为。我三十三岁了。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陶》中读到我关于quot;偏执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quot;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