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厂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学者们都没说什么，独独冯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败走台岛，冯摇身一变，又把毛奉为“领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储刊还是说谢，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一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性、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步，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场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冈，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地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