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柳识分子—一开价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字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骄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一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土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土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情然们识，而澳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李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岚，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激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和，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传其不幸好。龚自珍在《记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土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冰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阀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阀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即，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做《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耀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作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道祈天水命之洪休。自分刍完，周克对扬明命；岂期药菲，狠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