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哪……当年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1931年，“红色”恐怖笼罩闽西地区。2月对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十号通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OO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子”60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杀者占十之八九，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色恐怖”一点也不亚于“白色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高得多。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木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

    96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时，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示出应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土多而不敬，宫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土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解。”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入首先是“入”。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70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清末陈康棋《卿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官叨年，游历九行省．概论立日前夫省古。归，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抗夫马，斥供张，勒馈堪命，仍若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