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k投稿。”半个世纪以后，有没有什么进化呢？

    现在，由“古气”摇身一变而成“洋气”——一个个严然是中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了。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戏法，不过是马戏与猴戏的差别罢了。奉劝青年朋友，不要看花了眼，看软了膝盖。我们的见解，不知比这些“学者”要高明多少！

    北大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希望工程支持会一类的越来越多。三角地的海报，常见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为山区孩子捐衣服”、“救救母亲——为某同学无钱治病的母亲捐款”等等。也曾感动过几次，捐助过几次。后来，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思考的缘故——一思考，便坏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于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有多么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爱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爱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进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孩子。

    梁泰辰仁《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日：“吾与法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佝佝为善人，不犹胜法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窟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老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胡适的步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20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