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价。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地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朝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专家。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观、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1915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日：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仅写了一封点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斯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声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条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