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证曹围的霸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1930年11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反党持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索尔仁尼琴如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为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作，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一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一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树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体育迷。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了恶性的自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的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