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威权主义化（以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演变为标志）则早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威权主义化结果（从普列汉诺夫到斯大林）崩溃之前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土崩瓦解。至于社会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对立，在1956-1989年间表现为前者逐渐占据优势，1990年后则以社会民主主义quot;获胜quot;后自身又发生自由主义化而告终。

    换言之，如今四元分析中可能存在的所有对立似乎都已取得对自由主义有利的结果。当今西方的两党政治，不仅与前自由状态、专制状态下的quot;阶级斗争quot;完全不同，而且与本世纪初的民主制下两党政治也很不一样了。用论者的话说，即使比英国工党更左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也懂得尊重国王这样的quot;保守象征quot;，即使比英国保守党更右的西班牙人民党也懂得尊重工会这样的quot;激进团体quot;。不仅quot;自由优先于主义quot;早已是社会的共识，而且各quot;主义quot;本身的制度内涵也已相当近似。

    四．此quot;左quot;非彼quot;左quot;

    然而在西方公民社会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在新的条件下已经淡化的时候。在我们这样的非公民社会和前自由秩序下本应该是quot;分开走，一起打quot;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联盟却没有出现，反而是所谓quot;自由主义与新左派quot;之争愈演愈烈。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其实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与问题情境中，不仅自由主义与吉登斯这样的quot;新左派quot;或quot;第三条道路quot;（如上文所言，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谈不上有什么对立，就是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quot;老左派quot;（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直到社会党国际），至少在自由秩序建立前也谈不到对立的可能。如果说连当今的西班牙人民党也懂得尊重工会的话，当今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更是劳动者结社自由权利的捍卫者。如果说连当年的普列汉诺夫也主张quot;自由主义者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quot;，当今中国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更不会在捍卫普遍人权方面有二话。

    但问题在于：当今中国的思想分化一方面并未摆脱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大格局，另一方面又在quot;斯托雷平式改革综合症quot;的背景下出现了寡头主义对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歪曲和警察民粹主义对所谓quot;自由左翼quot;思潮的控制。于是，从寡头主义立场对社会民主主义（乃至对自由主义本身）的压抑——那个公然宣传剥夺劳动者有理的quot;公益广告quot;quot;只不过是从头再来quot;堪称代表——以及警察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乃至对社会民主主义本身）的压抑——那种呼唤改革前警察体制的quot;再度文革quot;派堪称代表——都发展起来。而有趣的是：寡头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之间却基本没有发生论战。

    显然，这样的思想分化与当代西方quot;自由主义同（吉登斯式的）新左派quot;之分歧全然不是一回事，甚至与当年自由主义同社会党人老左派的分歧也不可同日而语。根本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与公民社会中的现代左派（无论新老，而quot;新左派quot;尤然）是在上述共同底线的基础上展开分歧的，这个底线就是对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普世性人权与形式公正的认同，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就是quot;资本主义quot;优于quot;封建主义quot;，自由民主优于专制独裁，quot;抽象权利quot;优于没有权利，quot;形式公正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