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中间派quot;体现了作为现代公民取向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反对前近代传统与专制桎梏的立场，没有这种立场的quot;自由主义quot;实际上是寡头主义而非自由主义（连quot;自由主义右派quot;也算不上），没有这种立场的quot;左派quot;实际上是警察民粹派而非quot;新左派quot;（连quot;老左派quot;即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者也算不上）。因此我们说它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quot;共同底线quot;，而不是这两个主义之间的quot;第三quot;立场。这条共同的底线既然在两个quot;主义quot;反对专制的斗争中就已形成，当然不能算吉登斯理论建设的成就。吉登斯要找的的确是两个主义之间的quot;第三条道路quot;，但从本书看来，这条道路他还远未找到。上文已经指出，本书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吉登斯模糊了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面貌（当然在这方面他也不是始作俑者），却没有明确quot;第三条道路quot;究竟何在。工党的选民们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同仁们有理由不满意他。但吉登斯决没有模糊、而且更突出了共同底线的quot;激进quot;立场，即quot;社会正义和自由政治quot;的立场，对此我们中国人却有理由表示满意。吉登斯模糊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却没有模糊、而且进一步划清了社会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等quot;东方左派quot;传统病的界限，而这个界限恰恰是许多quot;东方左派quot;、包括那些热心炒作吉登斯及这本书、把quot;第三条道路quot;与quot;鞍钢宪法quot;之类的改革前旧体制混为一谈的人所极力混淆的。

    实际上，共同底线的立场，亦即反专制、争自由的quot;激进中间派quot;立场，在历史上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基础。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宗师普列汉诺夫的话说，那时这两者的关系是quot;分开走，一起打quot;。当时的人们在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主张的那些价值而奋斗，而抵抗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都反对的东西（专制制度等）。至于自由主义者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的东西，以及自由主义者反对而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的东西，那时都尚未凸显。

    只是在自由民主秩序实现、共同底线的要求成为现实、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东西不复存在后，两个主义的对立才尖锐起来。但即使在这时，由于共同底线包含的基本价值认同仍然存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也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居首位。甚至可以说在多数情况下，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如以英国保守党-工党二元政治为代表的多数西欧国家），以及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对立（如所谓冷战）要突出得多。这不仅有历史原因，而且如上节所说，也是逻辑使然。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在理论上，这三种对立均已告一段落：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对立以冷战结束、威权主义崩溃告一段落。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以双方都向quot;第三quot;方转向（即自由主义化）告一段落。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则以本书为标志，以后者向前者靠拢告一段落，——如前所说，这不仅与冷战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与新产业革命、与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演变有关。总而言之，以上三种对立都是以自由主义取得优势而告一段落的。

    除此以外，布伦德尔-格斯卓克四元分析中逻辑上可能的其他三种对立之告一段落就更早：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以英国保守党从迪斯累利到撒切尔夫人的变化为标志）早在工党的自由化之前已经完成。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