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叫我“玛拉”（Mala，波兰语中“小家伙”的意思）。我俩成为好友，他甚至成功说服我母亲回到波兰，那是她在二战结束后的首次归国。“这是你欠你女儿的。”1988年参加纽约电影节时，他对我母亲说，“我会在华沙国际机场接你们，然后开车带你们去克拉科夫，你可以带着她看看你自个儿的故土。”七个月后的某个夜晚，言出必行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果真花了五小时开车带着我们，从华沙机场一路来到克拉科夫。在那里，大屠杀曾令我母亲失去家人、财产和身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坚持，她不可能和我一起完成这次非凡的归乡之旅。

    也是这次波兰之旅，令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尤其是他妻子玛丽西亚和女儿玛尔塔。我还结识了他的御用作曲家，胖胖的兹比格涅夫·普赖斯纳，他那粗狂的个性与他笔下细腻的旋律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还有幸实地观察了摄影师斯瓦沃米尔·伊齐亚克（Slaof Zanussi）的《拿破仑》(Napoleon)。这次旅行期间，基耶斯洛夫斯基还带着我和我母亲去了一个小放映室，我俩也因此有幸成为最早看到《爱情短片》的那批观众。

    我当初写过一本有关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觭ois truffaut）的电影书，之后还为他当过翻译。或许因为这种经历，我总觉得在特吕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之间有着那么一种相似，尤其是当我得知基耶斯洛夫斯基看过一百遍《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之后——这打破了特吕弗的纪录。他俩小时候看电影的经历都不太平凡：特吕弗成天逃学看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则因为穷得买不起票而只能爬上戏院屋顶，从通风口偷偷看那半块银幕。两人都是性格腼腆的自学成才者，爱看书，都编剧、执导了那种需要反复观摩方能体会个中内涵的文艺电影（literate films）。他们为热爱思考的观众拍摄有关人性弱点的严肃作品，而且经常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各自对观众理解水平的信心。两人都反权威，在服兵役的问题上有过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靠着欺骗手段逃过了兵役）。特吕弗以爱写信而著称，死后大量信件被公之于世；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曾说过，遇到人生重要之事时，他都会以写信方式与女儿玛尔塔沟通。两人都对女儿一往情深，也都拍过与女性相关的电影，这些作品中的男性往往会笨拙地拜倒在那些女性角色膝下。

    两人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特吕弗52岁，基耶斯洛夫斯基54岁；最后一部影片都由让-路易·特兰蒂尼昂（Jean?鄄Louis trintignant）担任主演，这两个角色也可以被视作他们各自的替身。在《情杀案中案》（Confidentially Yours）中，他扮演一名内向的杀人嫌疑犯，爱上了范妮·阿尔当（Fanny Ardant）饰演的角色，而生活中的范妮正是特吕弗的亲密伴侣。另一边，特兰蒂尼昂在《红》中饰演幻想破灭、个性顽固的退休法官，沉迷于对邻居进行监听，直至伊莲娜·雅各布饰演的女孩给他带来人性的关怀。当年，法国杂志《电视博览》为《三色》上映专门筹备特刊《基耶斯洛夫斯基之激情》，特兰蒂尼昂在接受他们采访时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导演的节奏：“他一直让我快点再快点……就像特吕弗喜欢让演员把台词念快点一样。”［4］

    他们的最后几部影片都拍得很快，至少一年一部，这多少会让人感到疑惑：两人是否都已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而才加快进度；抑或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才导致他们的早逝？1993年，我在巴黎见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他已显得形容枯槁。我们坐在“圆顶”咖啡馆，他点了自己钟爱的鞑靼牛排，然后告诉我，他正在一面剪辑《蓝》，一面拍摄《白》，同时还在修改《红》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