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

    1996年3月13日，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溘然辞世，终年54岁。消息传来，令了解他及其电影作品的人们感到无比的震惊与伤痛，伴随着的，还有一种十分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疑惑。尽管朋友们多次尝试，想要说服他去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但最终他仍拒绝了巴黎、纽约以及两家波兰专业心脏手术机构的邀请。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兰人，对自己的医生充满信任。那天，他自己步行来到华沙医院，自己登记入院、接受手术；他再也没能醒过来。根据他朋友的说法，那家医院应承认责任，因为他们的医生对进口医疗器材熟悉程度不够。［1］

    不少纽约人是在曼哈顿的林肯中心看戏时得知他的死讯的，沃尔特·里德剧院（alter Reade ter）正在那儿上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十诫》的话剧版；入席不久，观众便被告知这一噩耗。惊讶与心痛之余，我们试着理性地面对这一消息：“至少，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错失一些他本该完成的电影，因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早在《红》之后便已宣布息影。”随后，我们开始推测事情发生的真实顺序——这和我们看他电影时所做的事一样。当初，他决定告别影坛，是否因为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抑或他觉得该说的都已说完，因而心生厌世之情？他最终死在了波兰的医院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命运？抑或，自由意志在他这出人生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才是决定性的？毕竟，拒绝优质医疗机构邀请的，是他自己。对于一个早在二十年前便拍摄过纪录片《医院》的人来说——那部影片中的波兰医院缺电能、少设备，医生更是严重缺乏睡眠——无论怎样，华沙都不会是接受外科手术的理想地点。［2］

    再次观看他的作品，我们不由被其中透露出的死亡意味深深打动，从《机遇之歌》、《无休无止》一路到《十诫》、《三色》三部曲，我们始终可以见到那种对于死亡的暗示。波兰出生的女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of ierzbicki）1995年为丹麦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I’m So?鄄So)中，基耶斯洛夫斯基承认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未来感到恐惧，视其为一个黑洞。他将自己称作“已退休的电影导演”，不过承认还是在继续写剧本。“将来某一天，或许，又会有根据我的剧本拍摄的电影出现。我希望这是我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套——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待在里面了。”烟不离嘴的老导演在咳嗽间隙如此说道。1994年，他接受某家法国电视台采访，当被问及一个53岁的男人能否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彻底无所事事时，他回答道：“接下来的三十年？我可不希望自己非得活那么久。”

    这种黑色幽默的态度十分符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贯个性，长生不老也从来都不是他们家的传统：他父亲47岁时因肺结核去世，母亲也在67岁时殒命于车祸。他个性中有着尽量避免多愁善感与骄傲自负的一面，对于人性之愚蠢，他宁可选择冷眼旁观。作为艺术家，他是谦逊的，相信即使自己不再拍摄新片，地球也会照样转动。“我害怕重复自己。”他对维兹比基说。

    我第一次遇见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在1980年的纽约电影节上，《影迷》在那儿放映。之前，我经常为法国导演担任翻译，但那是我第一次给一位波兰导演服务。不过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于是，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在多个电影节上做他的翻译，从戛纳电影节到特柳赖德独立电影节。睿智过人的他个性毫不张扬，喜怒之时从不拔高嗓门。不过，熟悉之后，从他那羞怯、自命为悲观主义的个性中，又显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热情与大度。那还是在1980年代结束之前，他一直让我称他为“伍耶克”（ujek，波兰语中的“叔叔”），而他则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