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洲的主要英语翻译。

    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一一与全团人员握手告别。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我们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