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会。

    在这一阶段，一切证据都只引向“起诉”或“不起诉”这样两个结果。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保密的，也并不影响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审判。一经得出“起诉”或“不起诉”的结论，大陪审团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立即解散各自回家了。如果该案被判定必须起诉的话，那么，为此后的审判，将根据同样的随机抽选方式，选出新的陪审团参加起诉后的审理过程。

    我们再回到“水门事件”。从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辞职的，还有一个出纳员。前面已经讲过，尽管说在1972年的“联邦竞选法”实施之前，未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者，他所收到的政治捐款按规定不受监督。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违法使用政治捐款，一旦有违法嫌疑，还是会被查账。因此，他们赶在“联邦竞选法”生效前一天交给李迪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经费，随着“水门行动”的败露，也必然会水落石出。因此，参与了这个违法动用政治捐款过程的出纳员，也辞职下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并且等候法律找上门来。

    这个时候，事情还只到李迪为止。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李迪身后的人们已经非常紧张了。司法部长和刑事局都在按程序推动联邦调查局继续查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和手下那几个亲信商量的时候，甚至说，我就是吃不准是否能干脆把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找来，让他们停止调查。

    尼克松之所以会这么想，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司法部长的上司。难道一个上级就无权给下级下一个命令吗？再说，这部长好歹还是他提名任命的呢。话再说回来，司法部长毕竟是总统的行政系统的一个雇员，他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是总统给的。如果尼克松连任下一届总统的话，那么，他将来的前程也可以说是在尼克松手里。不仅司法部长有这个顾忌，其他的一些关键的官员应该说都有类似的考虑。这也是当这些官员，甚至一些检察官，在发现此案有可能与白宫有瓜葛的时候，多少都有过些犹豫和彷徨。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它就如同卫星进入了运行轨道。它会自动地按预想的顺序往前走。要一反常态地中止运行，或者拖它偏离轨道，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分权的原则，行政分支的一个高级官员做的再大，也不能干涉司法程序，即使是很低级的法庭的程序。哪怕是企图拖时间，延缓它的进程都并不容易。略一过火，这种拖延的行为本身就成了犯罪，更不要说制造什么口实中止调查了。

    美国的司法部长都是老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般都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对“妨碍司法”一词意味着什么心里很清楚。他们更明白，在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是很难做到向外界彻底隐瞒什么不寻常举动的。调查一拖延，他就必须回答国会的质疑，说出拖延的正当理由。因为他虽然是总统行政分支下的一个官员，但是，按照宪法的精神，他的行为并不是只对总统负责，而必须是对美国人民负责。

    司法部长还知道，整个调查不可能自始至终处于“黑箱操作”的状态。也许，某一个阶段，某一小部分可以暂时隐瞒，可是，在新闻界的包抄之下，一点一点都会登上什么报纸和杂志。总有一天，毫无秘密可言。到那时候，那些登在报纸上的“真相报导”里，曝光出来的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必须是经得起敲打的。否则，他就也要准备请律师面对法庭的被告席了。

    所以，司法部长也罢，联邦调查局长也罢，众多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们，他们之中不乏有一些顾忌总统压力和顾忌个人前程的人。可是，在犹豫中摇了几摇之后，他们几乎都在总统与制度之间，选择了服从这个制度。遵从这个制度，他们必须根据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地查下去，哪怕查的就是自己的上司，他们也会公开地正常地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