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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林和林达的文章都爱读，前者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后者的书在读者中颇富盛名。但近日我却突然读出一团迷雾来。这迷雾不是因为两人的文章，而是这两人的关系。当初以为丁林和林达没有关系，后来发现不是，好像丁林就是林达，再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丁林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林达夫妻两位一体的笔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受。

    林达出版过的书，我见过三本：《 我也有一个梦想》。前三部书被称为“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在读者群中影响巨大，其对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描写和阐述，深入浅出，耐人咀嚼。后来据说还出过一本叫《带一本书去巴黎》的文集，这本书出版较晚，较前三本书影响力要小的多。

    作者很低调，书没有前言，没有序，没有跋，突然就开始了，而后突然就结束了。这种出书的方法，要读者选中和喜欢，就只能完全靠文字的功力了。但也正是作者的这种过分低调，引发了我的好奇，所以吃过了鸡蛋想看鸡的我，便到处找起作者的介绍来。结果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在《从“五月花“到“哈佛”》中，朱先生有这么一段文字：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 ——即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的家乡，长驱三千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国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 ——近距离看美国》和，已经为中国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妻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 1997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 ! ”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一对夫妇，就是林达夫妇。不过，从朱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林达夫妇竟然是一对小贩，这与我当初的想像大相径庭。我认为，这两位至少也是个学者，在某个著名的大学里当教授，或者做访问学者。但结果竟这样出乎我的意料。这多多少少在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个落差。不过我同时也对这对“小贩”夫妇存疑。若真是小贩，他们怎么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闲情来写东西呢？可能是朱先生对林达夫妇太熟悉了，所以才有此戏称吧？！

    后来继续寻找，在朱学勤先生的的著作《书斋里的革命》里一篇叫《小概率事件》文章中，再次看到了他对林达夫妇的描写，这次写的稍微清晰明白些：

    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

    看起来这回没错了，竟而是在“偏僻农舍”里见到林达夫妇。看来不是小贩，也是农民了。

    再找。我终于又在朱先生的《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中，读到了关于林达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叙述，其中肯定性地说明了，林达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他们就住在美国的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挣扎在美国生活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其中，朱先生对林达夫妇贩卖生活还有一段比较细致的描写：

    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