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