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