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为例，与正方辩手讨论进一步辩论的可能，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更让人觉得她的可爱。我看见新南威尔士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的领队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赞许。大概老师们都在同一时间达成了默契：孺子可教也。

    赛前与波恩大学的四位“老外”聊天，想知道他们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设想。除了欧福克一人比较肯定要做老师外，其余三位都没有明确的打算。问他们怎么会选择花五六年的时间学习一门与就业并不直接“挂钩”的学问，他们极坦然地说：“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一个近来很少听人们提起的名词，从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口中，以并不十分标准的我们的语言说出来，不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所参悟吗？

    当波恩大学首场失利后，我在结束语中说：“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及在辩论中展现的良好素质，使我感到他们虽败犹荣。”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一定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吧。

    如果一定要问我对本届辩论赛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考试的气氛过浓。由于辩论的空气不足，偏于文字准备，因而临场发挥不够；辩手们勤恳用功的学生气非常可爱，但在场上似乎给人各说各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印象，真正针锋相对的对辩还不多见。是不是因为事先观摩的辩论太多，以致把一些辩论技巧程式化了呢？比如在自由辩论阶段，当一方提出一个质询后，另一方往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我倒要请教对方辩手……”然后把已准备好的问题抛出了事，这样问来问去，往往不了了之。又比如对仗工整、合拍押韵的句式往往对辩论的气势有所帮助，但一味追求文字本身的抑扬顿挫，或为了营造现场气氛一味讲一些俗语、俏皮话，我个人以为都会以文害意，反而给人哗众取宠之感。

    相比之下，七场辩论中，”短平快”式的精彩发言尤为难能可贵。如在“治贫与治愚哪个更重要”的辩论中，持治愚更重要观点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而反方新南威尔士大学立即反唇相讥：“不妨先吃了这条鱼，再学钓鱼不迟。”又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中，反方香港中文大学提出孔子的教化思想，又以包拯秉公执法为例说明道德在执法中的重要作用，正方南京大学的辩手不避不让，以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及“道德对陈世美的恶行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靠包青天的虎头铡给了一个了断”相辩，可谓神来之笔，令我暗自叫绝。

    虽然只有七天的相处，又多是在演播室正式的气氛中，我却已经与这些辩手建立了友谊。他们还是学生，有学生的好学，有学生的透明，也有学生的稚气。在场上，他们据理力争，有礼有节；在场下，他们随和友善，宽厚待人，都让我觉得他们的可爱。我其实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却偏偏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心里有许多对于辩论的想法想与他们交流，或许能帮他们出一两个好主意，但碍于身分，不敢把酒论英雄。等到比赛结束了，可以放下架子，畅所欲言了，他们也要离开北京了。只有在临行前，我们意外地在海淀图书城相遇，每个人都拎着一袋书。虽是不期而遇，却又心意相通：学生嘛，买书不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吗？！

    他们要回去继续读书，而我的学校也已开学了。回到校园，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区别。何况，在我们的日记里，已经留下了“95国际大专辩论会”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