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称为“主席”了。本想与年龄相仿的辩手们融成一片，但被他们毕恭毕敬地一叫，特别是领队的老师还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门生：“看见主席怎么不叫呢？”我不由地和他们一样惶恐起来。兼之要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亲疏之嫌，所以变得愈加客气。今天借助笔端，可以抛开拘束，一抒胸怀，可谓快事，但时间仓促，不觉只落得只言片语。

    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

    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请我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辩论赛毕竟与轻松自由的晚会不同。

    单是从辩手们略显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眼圈，以及领队教授们轻轻的“别紧张”的叮嘱中，便可使我感到那无声的压力。每场辩论赛录像前，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后，往往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全场等待导演的指令。台上的辩手个个仪态端庄，大气不出，在场的几百位观众无不受到这气氛的压迫，几个耐不住的观众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来，接着咳嗽声便此起彼落，像是每个人都在准备发言了。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考场正不安地等待着老师发下的试卷。看着身边的辩手们摊在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动。好一群兢兢业业的学生啊！但愿今天的考题不要太难为他们；真想看到那一张张看起来镇定而老练的面孔上露出本来仍属于他们的略带稚气的笑容。

    说实话，这次辩论赛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强队，而是几名非华族的辩手。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实力最为突出。在美国学习一年多之后，我深深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从某种角度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表达能力，更会直接妨碍逻辑和判断。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几位外国学生在以非母语的华语进行辩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辩论中，持移山立场的韩国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又反复强调寓言的意义在于比喻而不是就事论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会随观众一起为如此精辟的发言而拍手叫好。

    我认为学生读书的动机大致可一分为二：喜欢读书而读书或为好成绩而读书，而参加辩论的动机或许也有为辩而辩和为赢而辩之分，两者当然不完全对立，但就每个辩手而言，大概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从感情上来说，我更钟情于前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创造和美源于热爱而不是功利。

    克拉尔·多娜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明星”辩手，其对华语的掌握程度及良好的风度、率直的性格都让人不能不喜欢她。而我最欣赏她的则是她在做观众时也表现出来的对辩论与思考的热衷。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结束后，评判团退席了，观众席中的她举手发言，有条不紊地回答正方辩手提出的、反方辩手没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哪个社会主要靠道德维系秩序的？”她列举了一些以宗教为主要社会法则的阿拉伯国家及没有成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