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总之是该民族的卑劣无能，——那么，这个是常有的事实；不然，那军事的失败，反而足以激发起未来的伟大的复兴，这并不是民族覆亡的标记。

    历史上有着无数的实例。

    足以来证明此说是正确而不谬的。

    德国军事的失败，并非了于偶然，是古今因果报应的当然的惩罚，我们受着这个惩罚，还嫌其过轻呢！

    假使前线真的因为孤军无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上于军事的失利，那么，德国民族的失败，必定是另有一种精神在，他们对于战败后的一切痛苦，必定会得咬紧了牙齿跟来忍受的。

    对于敌人的侥幸获胜，必定会愤怒填应，德国人决不会有幸灾乐祸的事件发生；而且也不敢以怯懦和失败来向人矜夸，战士也不致招人揶揄，军旗也不致被人污辱，其是不致发生失去体面的事，遭受基国雷平顿上校（Colonel Repinston）讥诮“三个德国人中必定有一个卖国贼”了。

    军事崩溃的本身，实在是由于种种不健全的现象以及促成这种不健全的现象的人所造成的。

    他们在和干的时候已经流毒遍于全国，他们道德的败坏，自卫意志的薄弱，以及酝酿多年有害于民族和国本的种种议论来造成了这一个灾难，所以军事的失败，不过是第一种有形的恶果而已。

    犹太人阴险狡诈的全副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机关，把这种灾难的直接责任去加在卢登都封乐的身上，这是自然的，实在，卢登都夫预先知道了灾祸的来临，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来使之转变，拯救民族于沉痛屈辱的时候。

    他们使他负起战败的责任，这是因为要夺去他从道德上从事辩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发的卖国贼的人束手无策而已。

    这种事等于一种慢性的病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恰好能在大难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德国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将慢慢地趋近灭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难挽救了。

    幸而这灾难，至少是大多数人所共见的。

    人类对于瘟疫的克服，实在比肺痨为容易，这是因为瘟疫的来其势很凶，死亡枕藉，使人惊心动魄，而肺痨的来，其势和缓；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痨却使人疏忽。

    我们碰到了瘟疫就尽力来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痨便用于缓的方法来加以遏阻，人类能够克服瘟疫的而反为肺痨所克服，便是为了这样缘故。

    政治团体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战之前，有着长久的和平日子，某种的祸患，已经在这时期中发生，他的原因虽然没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数的几种例外），但是，其成为祸患，那是已经认识了的。

    这里所说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因为这个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实在较其他方面的祸患为更甚。

    许多崩溃的征兆，能够激发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战以前，德国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给问题，在一切政治、经济行动上日就成为重要。

    但是，不幸他们以为这种严重的问题，可以依靠简便的方法，就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坚决的心，迳自去获取一个正确的解决。

    德国放弃了扩张新领土的观念，而代之以经济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业生产漫无限制而弊害百出。

    这最不幸的结果，第一便是促成农业阶级的衰颓。

    农业阶级愈是衰颓，那无产阶级的会集于都市者也愈是众多，终于使社会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是显然了。

    富者和贫者，他们比邻而居，这势必要形成悲惨的结果的。

    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