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attters of tisisc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民”（to tsc）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