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内心充满了惶惑犹疑。古老而纯朴的欢乐一去不复返了。而且由于单身女子的新型自由，女子在决定做母亲的时候，要比以前作出更大的牺牲。在这些情形之下，谨小慎微的母亲对孩子要求太少，而唐突莽撞的母亲又要求太多。前者抑制着自己的本能的爱而变得羞羞答答；后者却想在孩子们身上补偿自己忍痛舍弃的快乐。在前者的情况下，孩子的爱没有得到满足；在后者的情况下，孩子的爱又受到过度的刺激。总之两者都不存在那种唯有完美无缺的家庭才能提供的朴实无华的幸福。

    考虑到这诸多困境，生育率的下降还会使谁感到惊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普遍地达到这个幅度，以至于人口已显示出萎缩的迹象。然而在富裕阶层，这一幅度早已超过了，这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如此，而且实际上已遍及了全部高度文明的国家。关于富裕阶层的生育率，没有多少统计资料可供援引，但从L文提及的吉恩·爱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引用两条事实。1919年至1922年期间，斯德哥尔摩的职业妇女的生育率只占全部妇女的生育率的三分之一。1896至1913年期间，美国惠斯莱大学的4000毕业生生育的孩子总数约为3000，可是如果为了阻止人口的实际萎缩，必得8000孩子才行，而且没有一个夭折的。无可置疑，白人的丈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征，就是人们吸收这种文明的程度，与其生育率成反比。最文明的人生育率最低，最不文明的人生育率最高，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列等级。现今的两方国家中，最聪明的那部分人正在渐渐死去，过不了几年，整个西方民族在数量上将会减少，除非由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移民来补充。而一旦移民接收了该国的文明，他们也将逐渐减少。很明显，具有这种特征的文明是极不稳定的。除非它能不断增加自己的人口数，否则立迟早有一天会彻底消亡，让位于另外一些文明，在这些文明中，做父母的冲动保存了足够的力量，以阻止人口减少。

    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官方的道学家们试图通过规劝和柔情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他们宣称，每对夫妇都应该按照上帝的意愿生育孩子，不管这些孩子是否拥有健康和幸福。另一方面，身为男性的教士们妄谈母性圣洁的快乐，谎称一个全是瘦骨嶙峋、贫困交加的大家庭是什么幸福之源。政府也加入到这个规劝行列，说什么相当数量的炮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人用于毁灭，所有这些精良的武器又有什么用？奇怪得很，一个做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主张能用于别人，但是一旦要用到自己身上时便充耳不闻了。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完全是错误的。教上只有在用地狱之火来吓唬人们并见有效时才会取得成功，但现在相信这种威吓的人已经不多了。任何威吓，如果力度不够，那么它根本不可能左右人们的最为隐秘的行为。至于政府的言论，确实太残酷无情了。人们或许会同意让别人去充当地灰，但决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充作此用。这样，政府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便只有尽量使穷人处于愚昧之中了。但是根据统计数据表明的，这种努力，除在一些西方最落后的地方外，是完全行不通的。即使真的存在什么公共责任，也很少会有人出于这种责任感而生儿育女。他们之所以生孩子，或者是因为相信孩子会给他们带来新的乐趣，或者是因为对如何避免孩子出世一无所知。后种情形至今仍较普遍，但在慢慢减少。政府也好，教会也罢，不管它们采取什么行动，都阻止不了这种人口萎缩的势头。因此，白人如果想要继续延种续族，就必须使做父母这件事能重新给人带来幸福。

    当一个人只考虑人类天性而不管现实环境时，我想，身为父母显然在心理上能够享受到生活必须赋予的最伟大和最持久的幸福。这一点，毫无疑问，对于女入比对于男人来说更为真实；对于男人也比许多现代人所设想的要更为真实。这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