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斟酌到如此地步，显露出他的艰涩选择。莫德如是说：

    但是托尔斯泰犯了许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恶，又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种不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在试验这个补救办法时却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条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尝试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会改革的道路都证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这样，伟大的圣芳济会运动是这样，托尔斯泰运动也是这样。

    （徐迟中译本，p.671）

    不过，尽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给我更大的提示还是他列出的名单：早期的基督教公社，圣芳济会运动，托尔斯泰运动。

    对圣芳济各，他使用了“伟大的”一语。而那时，不知何故我正把圣芳济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苏菲。他的清贫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秃落头顶，都和我心醉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不仅异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

    当然我已学会留意事情的复杂性。谁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没有藏着针锋相对的故事！有时我甚至暗想，我永远不能对他们——发达列强的文化，达到精确的把握！也许我的异国随笔，不过是我即时心境的记录，以及我善意的愿望而已。

    我怎能知道圣芳济各会的暗部？就如同伊斯兰学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莱彻的专著，你以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么？……我不熟悉圣芳济各的“伟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败”，但是我喜欢他如同圣徒的远影。维多利亚修士也一样，毕竟他的原则是新帝国主义战车无法逾越的障碍，如当路拦截的一座石敢当。

    人类就沿着这些人的脚印进步，毕竟第一步，是由他们迈出的。

    我每逢遇见合适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们打听圣芳济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语焉不详。我还喜欢路过教堂时，就试着和神父攀谈。在圣塞巴斯蒂安，我们几乎靠这样的攀谈，和一个巴斯克神父聊得两相满意。但这在中国不易：他们在和陌生人交谈时，是敷衍的和警惕的。

    渐渐地，遥远的圣芳济各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情结。有时，电视里出现了教堂或教士，别人正看情节呢，我却突然大喊道：“看！圣amp;#8226;弗朗西斯科！……”

    因为我看见了绳子，那条教士腰上束着的、充当腰带和标志的绳子。一定是他们：白绳子，打着结，褐色长袍……

    还曾拜访过一个叫“小兄弟”的修会。他们也穿褐袍，被称为Capuchinos——这个词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称他们与圣芳济各会类似，我却觉得绳子系法似乎不同。

    那天也没能畅谈：教堂正有一个集会，满街的白发老夫老妇，人拥人挤，我们要拜见的神父穿梭其间——还能指望谈什么呢？我坐在小兄弟会教堂的台阶上，消磨了一个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暧昧的人道主义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么标榜民主的人都不吱声。一个新帝国，一个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新十字军，正在指鹿为马，胁迫世界。

    记得我无所事事，只呆坐着，盯着小兄弟会的屋顶。

    在高高的尖顶上，一下午总是停着一只啄啄跳跳的鸽子。谁知道我的心思？谁理会我对他们——圣芳济各、马明心、托尔斯泰的追究？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罢，满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鸽子不时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个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着鸽子，心里茫然若失。

    SanFrancisco！……我暗自念叨着。不知为什么这名字惹我喜欢，它朗朗上口，有一种亲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