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特殊意义：亲爱的奥列加：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写这封信。

    我想告诉你我非常欣赏“旧日”你对我那一如既柱的好意，谢谢你让我从你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现在仍然——非常惭愧——学问很低，但是你教会了我写作，教会我思索；你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亲爱的奥列加，我真想告诉你我常常回想起你的谈话，在写作时，常常想起我的老师，这样说是否太过分？那么请原谅我。

    但是让我谢谢你，奥列加——感谢你的一切，但愿哪天我能写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你..如果我不能将死亡拒之门外，那么你也知道这是我的野心。

    敬仰感谢你的K.M.只有现在，《幸福》发表以后，她才能真正看到——第一次——自己的作品编集成书后是什么样子，别人又是怎么看待它的然而，书评在劳伦斯那里引起了反感，他写信给玛丽?迦南说（她2月去了芒通），“看见她时替我唾她的脸，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撒谎者；至于他，我少说为妙..让这两个人遭瘟吧。”不久又写信给柯特，“我听说《雅典娜神庙》在我们这位爬虫朋友掌管下一年损失5000英镑..我听说他现在——或曾经——同凯瑟琳呆在里维埃拉——她正在苟延残喘，还想对别人发号施令..两个爬虫，缠在彼此长长的肚子上。”显然劳伦斯不能忍受他俩相爱。

    对于英国小说，1920年并非值得纪念的日子，威尔斯和本涅特开始失去在人们心中小说家的声望，因为他们不再是时代的喉舌；福斯特、赫胥黎和多萝西?理查德逊只写了一些小作品；《恋爱中的妇女》虽然可以在美国买到，在英国仍未出版；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名字只为少数人所知，而知道乔伊斯的人就更少；凯瑟琳自己一年来都在评论一些不怎么样的书，其中唯一突出的似乎只有高尔斯华绥的《骑虎》；因此《幸福》虽然是世人从未加以重视的短篇小说，却成为一件大事，既是英国文学新的观察方式，也是新的声音。

    知道此书并不值得如此称赞的评论家当然是凯瑟琳自己，她知道除了《序曲》《我不会说法语》和《没有脾气的男人》（她自己也很看重《幸福》）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无足轻重，或只是凑数而已，事实上，那只是她多年栽培的树上风吹落地的果实而已，她知道自己必须再写出好作品，或者就只有撒手而去，留下“零星片断”。

    她非常清楚该怎样做得更好，因为评论《夜与昼》的经验使她思考过小说和战争。似乎不仅本涅特，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所有老作家都准备重新追寻爱德华时代的生活，连维吉尼亚也不例外。凯瑟琳知道至少自己受到战争和疾病的影响，必须找出“新的表达方式”来展示新思想，新感觉，对此她已说过很多：你知道已没有时间去绕弯子说话，他们砍倒了樱桃树，卖掉了果园——这的确是我需要的气氛和感觉。是的，跳舞、黎明以及火车上喊着“跳下去”的英国人——所有这些加上背景..我不明白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怎么能够放弃最近这10年，重弹老调：什么爱德华为什么不明白，维不愿意受诱惑或（见本涅特）为什么12客一桌的晚餐需要改换等等，如果我不评论小说的话，永远不会去读它们。

    然而她信中谈到的原则总是比她的实践更为一目了然，她的工作是间接的，在伊莎贝拉别墅写的8篇故事中，有5篇（包括《已故上校的女儿》）是“孤独女士”主题的变奏，2篇描写婚姻生活中的孤独，只剩下《小姑娘》讲的是别的主题。8篇中有3篇以死亡为主要原因，讲到死亡如何影响生活。

    《已故上校的女儿》当然还谈到许多别的事情，其绝妙的处理时间变换的方式——一种与别的作家无关的技巧，而且在1920年没人能与之匹敌——表明时间本身也是一个角色。

    在伊莎贝拉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