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的都市却能给她们父母亲提供一切欢乐。在海关码头，每根电线杆都有160个绝缘体，160根铜线为贸易往来嗡嗡作响；在弟纳柯里大道上，正在兴建的房屋等待着“园会”家庭的归来；很快他们就会在总督官邸的来客留言薄上签名，应邀去那儿做客。

    莱斯利仍在高中读书，因此家中只有姐妹几个。几星期后，快乐饶舌的彻迪写信给西尔维亚?佩恩，描述“住在新西兰究竟是什么滋味”。

    这儿绝对没有艺术，自然人也就枯燥乏味。接受我的劝告，亲爱的，千万不要到殖民地来居住，就待在英格兰吧，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那儿埃如果能回去，我真愿用一切来交换。我简直不能告诉你这儿有多么悲惨，我们根本就没有朋友，过去所认识的女孩子都长大了，结婚了，似乎对我们毫无兴趣，这很让人伤心，对吗？

    姑娘们回到新西兰，说话带有特别的“口音”，戴着半遮半掩的面纱。

    她们举行“小姐茶会”，凯什琳身穿紫红塔夫绸服装唱歌。

    当然还有更为盛大的场合，“英国板球队员们全都那样迷人，他们在惠灵顿，这让人多高兴。彻迪写信给西尔维亚，描述了为他们举行的一场舞会。

    但是他们乘船离去了，留下别人不能填补的空白。“我们最近参加了两个欢快的舞会，”另一封信中说，“只是我真希望那些男人是英国人，殖民地的人太不同了。”而这时，凯什琳给西尔维亚的信则是这种情绪：新年来了——我真不敢去想象——这儿简直没法活下去，我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一个朋友都没有，看样子将来也不会有。亲爱的，我谁都不认识，也没谁想要认识我；世上没一件事可做，没一件事值得看，我的心一直飞往牛津广场，威斯敏斯特桥一直萦绕在我心间，我觉得它一定会回来，真难想象人们怎会愿意住在这儿——此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活中已有了两种毁灭性的冲突力量：对父亲的爱与恨，对祖国的爱与恨，它们将她撕成两半，使她四分五裂，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精神创伤。

    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都给这个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留下了烙印，从①新西兰沦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即1840～1907年，与爱德华七世在生期间，即1841～1910年，正好接近，故有此说法。——译注巴特勒①和高斯到《海浪》②的作者身上都能看到这些痕迹。在冲突中总有一位潜在的人物，对于巴特勒和高斯，是清教徒的在天之父；对殖民地居民和爱尔兰人，是他们亲爱的祖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只是名义上的英国教徒，至少用不着服从于清教主义，但她确实知道它的后继者热爱财富；她诅咒父亲拼命赚钱的愿望（她并不认为这是他对自己父亲一事无成的一种反抗作用）。后来她能够充满深情地描写他和自己的祖国，但目前她在这两者身上都只能看见糟糕透顶的地方。

    文化土壤开始在新西兰形成之前，具有文学创作素质的人显然觉得日子不太好过。这个国家小，创建晚，土地贫瘠，远离欧洲，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这些都是积极因素，有利于新的尝试；但在艺术上却是希望的敌人。用庞德③的话来说，“创新”的作家需要传统使自己同过去和将来紧密结合，而移民则斩断了这一宝贵的联系。那些1840年左右离开英格兰的人或者像亚瑟?比切姆那样乐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者误以为自己能够在新土地上生根。这片土地在基督诞生时尚无人类，连哺乳动物也没有。他们把钢琴从船上搬下来，在摆满了象征老家温馨回忆的木房子中给钢琴重新调音，但古老的曲调再也不会依旧如初了。柯勒律治④在《桌边闲谈》中说，并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同一的“语言、宗教、法律、政府和血统使人们成为同一国家的人”。1920年，凯瑟琳身为双重流放者，在法国读到这句话时，在页边上写着：“但是我脚下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