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另一方面，过去迫使他进行痛苦写作的魔鬼也终于离开了他，让他自由了。quot;我逃脱了魔鬼，搬到柏林来是一个壮举。quot;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写作为唯一生存理由的quot;替罪羊quot;。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在他即便写作，也不是出于魔鬼的驱使。他终于开始了生活。现在，他活过了，因而，他用不着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后她断然反对出版一切遗稿时所说：她恐惧任何人与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图。任何出版计划，任何有关的谈话，都是对她与卡夫卡私人领域的粗暴侵犯。quot;

    总的说来，这个世界并不懂得弗兰茨。他与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谁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对面了解他这个人。……除非通过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触。可这，他当然再也无法做到。quot;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过这种目光和接触。她身上似乎有着东方犹太教美丽的、不竭的源泉，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最为需要的支撑之一。用布洛德的话说，quot;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quot;很大程度上由于多拉的影响，卡夫卡甚至开始阅读正统犹太祈祷书，并念诵其中的咒语，用以驱除让他感到害怕的各种魔鬼或幽灵。如果不是从理性的把握、而是从人性的体温上讲，多拉比密伦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卡夫卡死后多拉悲恸欲绝的景象，那也是他们爱情的一种大证明。几乎就从他悲哀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开始，卡夫卡终于获得了新生。后来布洛德回忆说：他到了柏林以后给我写了许多信，……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很快乐，睡眠也很好（这句话我已经几年没听他说了）……我每次到柏林，都要去看弗兰茨，……我发现，他在柏林郊区过着一种宁静安逸的田园生活。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高涨起来了。……卡夫卡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他不再是某个家庭中的一个儿子，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家长了。……我发现，卡夫卡和他的女伴在一起，正过着真正愉快的生活。他充满乐趣地写作，……他计划和多拉一起租一家小小的餐馆营业，因为多拉的烹调技术相当不错，让她掌勺，而他自己准备当招待。后来我从多拉那里得知，卡夫卡要开餐馆的计划，同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有关，他们俩要去quot;那边quot;自谋生计……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42－243页。

    贫病交加的卡夫卡与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发现他quot;有些不安，神经质，几乎劳累过度，但很坚强，极其思念亲友quot;。在柏林时期，卡夫卡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创作高潮，写出了《一个小妇人》、《地洞》以及最后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厌其详的笔触，描写一只敏感而焦虑的鼹鼠是如何殚精竭虑，惨淡经营，试图摆脱无处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然也包括它强烈的主观投射和感受）中谋取生存。《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则描写一个不幸族类与其中一位不幸艺术家及其艺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包含着卡夫卡有关艺术和艺术家及其与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深刻见解，其涵义比《饥饿艺术家》更为复杂深广。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作品包含着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命运的关怀，这其中，多拉这位具有东方犹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当的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绝唱也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

    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离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变得无声无阒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我们也许根本不会失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