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自然疗法原则而开始服用安眠药，可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效果。失眠带给他一生的梦魇，滋养着他的创作，也销蚀着他的生命。4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贝尔格曼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讲演，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然而，那多半永远是一场梦了！

    1923年6月12日，卡夫卡写下他这年唯一一篇，而且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日记：最近这些日子真是可怕，时间无法计算，几乎是连续不断。散步，白天，夜晚，白天，什么能力也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确实呢。没有什么quot;确实呢quot;……写东西时越来越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话，在妖魔的手中转过来，翻过去（多变正是妖魔的手的典型特征），变成矛，掉过头来又刺向说话的人。……这情况将永远这样下去。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事情正在发生。你的意志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胜于自慰的是：你也有武器。他还有什么武器呢？也许，那就是quot;替罪羊quot;的执着，抑或中Ｋ的执着，那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什么东西？

    夏天，卡夫卡随大妹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米里茨休养。卡夫卡此行原来有意要往柏林拜访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即正在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的普阿·本托维姆。但还在米里茨的时候，他和妹妹及孩子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人度假村，并结识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师。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厨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忙着洗鱼，于是颇有教养地发表了表示不满的评价：quot;多么纤细的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quot;姑娘闻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换个活儿干。这位能流利地讲述自己民族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后一位女伴，当时年方19岁的多拉·笛雅梦特。像当时许多年轻而果敢的犹太姑娘，多拉离开了犹太居住区来闯世界。她不愿意成为正统犹太教严厉家长制的牺牲品，不愿意让父亲来安排她的婚姻，让她在与之并无爱情的什么男人身边可怜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险，哪怕受苦，她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她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的温情；然而在被战争和欲望所败坏的大地上，在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生活中，却处处感到冷酷和敌意；正在这时她遇见了卡夫卡。在他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养、有头脑、有风度的西欧人，而且跟她一样有一颗犹太人的心；温和而多情，深深地关心她；这位男人的智慧让她仰慕和崇拜，能帮助和指导她走上人生和知识的道路；这位男人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态触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位男人如此饥渴地需要着她，而正是这需要，最终成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爱卡夫卡。真是一首绝唱的悲歌！谁也想不到，穿过所有的泥泞、污秽、肮脏、疾病……

    在几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时，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盖一切之时，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却嫣然盛开。由于妹妹奥特拉热心的鼓励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视死亡的勇气拥抱了这场爱情。在米里茨，在3周时间内，两人的关系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开始周密考虑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虽然，炽热的爱情和波罗的海的空气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现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躯却只有不足55公斤的体重，几乎是一副骨头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却完全解放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卡夫卡终于不顾父母的反对搬到柏林去了。他终于摆脱了父母，终于挣脱了布拉格quot;这带爪子的小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