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民朋友
物，比如说副局级的干部，同最下层的人物直接构成“戏”。评论家的意见，我愿参考，但就我本人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感到北京这个大都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相互的交往沟通而言，是并不多见的。当然，所谓“上层”、“上中层”、“下层”、“底层”，都是借用的词儿，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仅从理论上说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体的生存状态里，比如住很宽的楼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里都拥有相同的日本进口原装大彩电，共享着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的景象。但人们毕竟过着各自那个层面上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无直接相关性的，不仅很难纠葛到一起，构成“戏”，而且，有时简直就不甚清楚别的层面上的人是在怎么活动。比如，一位大学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了五星级大饭店，并且进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别是当他想到，这社会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同样，某些大款，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进入五星级大饭店，动辄就开瓶“路易十三X·O”，他们也死不理解，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怎么就没一件像样的家具，却到处撂着些“破书烂纸”!
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必得越出自己的所在的那个层面，去交朋友。就是作家，他可以为写一个表现“下层”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结识一些平头百姓，却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所以，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一点没有炫耀自己怎么“保持平民本色”，或隐含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记得1993年我给《中华儿女》写了篇谈自己现状的文章，编辑突出了我“为了尊严，我不下海”的话，结果就有人来问：“难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严吗?”其实我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依靠写
作，尚能维持一种有尊严的雅致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现在我写到这里，也只不过是承认，我确交了些市井朋友，这未必是我的什么优点，我的创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这只不过是提供一点花絮，让关心我的读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个侧面罢了。
夏日，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蹲坐着些甩扑克的人群，这情景，许多身份比他们高的人，是都见到过的，如果发现我也兴致勃勃地混迹其中，那当然会讶怪。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邻居，还曾在高层居民楼的电梯过道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马扎儿，打过一宿的麻将。小输小赢，插科打诨，让过堂风吹得悠哉游哉的，那情景儿，恐怕“儒林”里能知道的，就不多了。在那里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宽敞，二是楼道灯与电梯的用电，都不与各住户电表相干。你爱怎么鄙夷就怎么鄙夷吧，反正我跟他们在一起，感到是处在一种无大恶亦无大善的自然状态中，这状态很适合我，能调剂我有时为沉重的思绪弄得无比焦虑的心情。
骑车去野地里，寻找点野趣，这是我和一两位平民朋友的共同爱好。但现在野地已萎缩得所剩无几了。1992年我们还曾在三环路外找到个野撂着的废窑坑，坑边长着不少芦苇，还有些蒲草长在水中，我喜欢芦苇和蒲草，他们就帮我采拔。其中一位为了拔蒲草，索性脱光了跳进水去。那窑坑是漏斗形底，积水里长满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还被水草缠住了脚，吓得我们在岸上大喊大叫。但他终于浮了上来，摆脱了水草纠缠，还为我拔下了若干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蒲草。我还注意到，一般来说，文化人的肢体语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势，而我的这些平民朋友，他们的肢体语言却常常表现在头颈部的摇动上。我就很喜欢我的一位壮汉朋友，说到兴致处，把他那颗大头豪迈地一摆的模样。总而言之，“读”作家朋友，自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