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

    出世后，就有许多人摹仿。万历时有名《玉娇李》者，云亦出作者之手。此书今已失传，沈德符曾见首卷，谓“秽黩百端，背伦蔑理……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至于书中故事，则托为因果报应，与中人物相呼应。又有《续金瓶梅》，题“紫阳道人编”，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李》仿佛，亦述中人物转生为男女，各食孽报。描写性欲，亦仿，然而笔力不逮。

    何以性欲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气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注重此点以评。然而后世摹仿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意于性交描写，甚至薄物小册，自始至终，无非性交，这真是走入了恶魔道，恐非作者始料所及了。这一类小书，在印刷术昌明的今日，流传于市井甚盛；他们当然不配称为性欲描写的文学，并且亦不足为变态性欲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团》一书，意境稍胜，其宗旨在唤醒世人斩绝爱欲，所谓“须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有实济”，所以特地描写淫亵之事，引人入胜，而后下当头棒喝。

    但是此书不多的篇幅仍旧自始至终几乎全是描写性交，不曾于性交之外，另写社会现象；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很减低了它的价值的。

    五

    在中国的性欲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的意义，看见两性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又全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性欲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写西门庆喜于性交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性欲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性欲小说的信条——不问作者是否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性欲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