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了的工农兵学员，在朱家角生活了十来天后，心中渐感不安起来，总有种近乎“逃亡”的阴暗意识，时时地摆布着我。

    我便告别了阿婆，鼓起勇气，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Ｅ老师把我叫到一个学生宿舍里，讯问我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得怎么样了，还暗示我，工宣队认为，人证物证俱全，我拒不承认，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将被分配到何处的问题了，而是我有没有资格毕业的问题了。

    Ｖ就住在这个宿舍里。我不知Ｅ老师为什么偏偏将我叫到这个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软糖。毫无疑问都是Ｖ买的。他是我们专业带工资学员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七十多元。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工资还高。除了我和Ｅ老师在宿舍里，Ｖ也在。他不离开，使我愤怒。按理说他是无权听我与Ｅ老师这番特殊内容的“谈话”的。可他却躺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Ｅ老师不让他出去，也使我大为不解。

    我老老实实告诉Ｅ老师，我这些天来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反省，到一个去处躲清静。

    “你当真不想要毕业证书啦？”Ｅ老师一边嗑瓜子，一边瞪着我问。

    我说：“随你们他妈的便！”

    Ｖ腾地坐了起来，质问我：“你骂老师？”

    “滚你妈的！你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指着他大声说，真想和他打一架。

    “你……”Ｅ老师脸气白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专业的于老师。他到安徽去“开门办学”，昨天刚回来。他见我们三个虎视眈眈的样子，奇怪地问我们在争吵什么。

    Ｅ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

    于老师说：“这事啊！那张汇单是我从阅览室一本《朝霞》中无意翻到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去细看邮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丢失的……”

    Ｖ这时要往外走。

    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Ｖ，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告诉大梁回学校取的吗？”

    Ｖ不免狼狈起来，吱吱唔唔说不成话。

    Ｅ老师不禁地转脸去看Ｖ。

    Ｖ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可我也没叫你拿着作废的汇单再冒领啊！”

    我气恨得浑身发抖。

    这件事从此就算过去，不了了之。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往后见了我，脸上也强作微笑了。

    实事求是地说，Ｖ与Ｃ，在这件事上，并无“合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干各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Ｃ代领汇款。如果换了别人，这事本不成其为事，最多埋怨我几句。Ｃ将这件事搞成一件事，当然没什么奇怪。对于某些人，能够有什么机会“整”别人一下，不“整”白不“整”。Ｖ不过是见Ｃ首先已将这事搞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顺水推舟，使其更为严重罢了。因为他是作梦都想进北京啊！自从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是对同学突然“袭击”，贴出“某某反动言论百例”的那个，进京后据说可能当教育部副部长，多少人都认为进京简直就等于跃龙门。

    不久，复旦园内暗传，“四人帮”在北京被逮起来了。接着，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待问题一说被证实。

    复旦园内人心扬沸。工宣队员们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发生于复旦园内的许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过分的某些人们，像偷了汉子被揭发的女人似的，都变得有了几分扭捏，有了几分羞臊，有了几分不自在，低眉顺眼起来，而做过恶的，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终日。

    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学生，率各大学之先，深夜冲出校园，会聚外滩。市革委楼前，万头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