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