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推荐的。而且名列第三。名列第二的没资格了，当然该名列第三的走。

    我呢，其实又不想去上什么邮电学校。分配去向是预先明告的——鹤岗市邮电部门。我一想到以后将穿着一身绿衣服，在小小的煤城鹤岗的某一邮电所里整天拿着一颗邮章不停地盖东盖西，或者骑辆自行车叮铃铃地驶街穿巷，觉得并不美好。

    伙伴们说服我。他们讲人挪活树挪死。他们讲你想留在黑龙江出版社没那么容易。从兵团调走一个知青关卡多着呢！你身体这么不好，再回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非把你累垮了不可！他们讲团里的干部们不喜欢你，连里的干部们也不待见你，不走留恋的又是什么呢？

    那个当初因为我替他说了一句公道话才保留了团籍的鹤岗知青对我说：“我爸爸是《鹤岗日报》的副主编，你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将来我让我爸爸想办法将你调到《鹤岗日报》当记者！”

    我不忍辜负他们的好心。而且对能否留在黑龙江出版社当一名编辑，毫无把握，就作出了我一生中很重大的一次决定——去当一名鹤岗市公民。

    我对抬大木这重体力活也确实有些怵了。那一时期我吃不下饭，浑身无力，走路双腿发软，不要说抬大木上高跳板了。有一次险些在三节跳板上被压趴下。果真如此，我的小命也早就报销在大木之下了。我自己不知道，那时我已患了急性无黄疸型肝炎。肝功能损伤严重。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负担？什么负担？”我有些疑惑。惭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所著名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只知道清华、北大、哈工大、哈军工。如果我“大串联”时到过上海，肯定会知道的。但我没到过。平素也未从上海知青口中听过“复旦”二字。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怎么会知道全国的每一所名牌大学呢？

    连长显然也糊里糊涂，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见到的是复旦的一位四十余岁的男老师。如果我没记错，他姓陈。政治经济系的。

    他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我就回答他读过了什么什么。

    又问我最喜欢哪些著作。

    我说：“、、、……”

    “在这几本书中，最感动你的是哪本书？”

    我想了想，说：“。”

    “为什么？”

    我语塞了。我看，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我最同情的倒不是于连，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对于连的爱，在我看来太令人伤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于连，可能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绝不忍去伤害那么样热烈那么样痴情地爱过自己的女人。而且看过后，我常常设想另一种结局——于连越狱逃走，带着德·瑞那夫人双双逃到一个孤岛或大森林里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白头到老……我就把这些想法讲了。

    他很认真地听。

    最后我说：“第一次被深深地感动和第一次恋爱一样，是难忘的。”

    他看我一眼，忽然想到了什么，问：“你有女朋友？”我摇头说：“没有。”

    他还问：“真的？”

    我说：“为什么要骗你呢？”

    他说：“好，很好。”

    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我没有女朋友“好”，而且“很好”。

    但能有这么一位大学老师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我觉得格外高兴，不再感到拘束，又谈起了别的作品。记得我还谈到了《纳赛·吉约》。这是一个短篇，小学五年级看的。篇名中肯定有两个字我记错了或颠倒了。而且是不是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