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我们学校是“捍联总”掌权。只有几十个“炮匪”。我们不敢在学校里暴露身分。我们仍得参加“捍联总”的活动。我们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员”吧！我们经常对“捍联总”的活动进行点小破坏，比如将他们写在“紧急通知”上的活动时间偷偷更改啦，藏起他们的旗帜啦，盗走他们的公章啦，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啦，割断他们的广播喇叭线啦，以“炮轰派别动队”的名义往他们的头头家里写恐吓信啦……我们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如同革命电影中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觉得是在与“白色恐怖”进行卓越的斗争。

    我们认为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英雄，无非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做的一些事。连“小兵张嘎”为革命所冒的风险我们还没冒过呢！

    我们渴望着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们凑在一起来商量，英雄所见略同——人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参加“炮轰派”的“别动队”。

    腰间明面插着短枪，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抖擞威风，招摇过市，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一份“借”据啪地拍在一张桌子上，凛凛地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借……”

    或者凛凛地说：“你们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随‘捍联总’了！我们‘炮轰派’总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权的！……”

    那是何等的气魄？

    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们一个个激动不已！重要的并不在于“总有一天”“炮轰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权。我们对什么鸟政权一点也不感兴趣！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对我们反正都是一个样。重要的在于，除了当“炮轰派别动队”，还有当什么更能使我们显示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