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