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而总是站在被击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