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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与城》后记
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22)《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Lunacharski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十二岁(23)时候,他就写了,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情欲(Lust),但那修道士和情欲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淫猥的专制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OliverCromwell》和《ThomasCampa-nella》(24);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无论那一个读者倘他知道Goethe的伟大的‘Fau-st’(25),就不会不知道我的《浮士德与城》,是被‘Faust’的第二部的场面所启发出来的。在那里Goethe的英雄寻到了一座‘自由的城’。这天才的产儿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问题的解决,在戏剧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个天才和他那种开明专制的倾向,别一方面,则是德莫克拉西(26)的——这观念影响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六年,我结构了这题材。一九○八年,在AbruzziIntrodacque(27)地方的宜人的乡村中,费一个月光阴,我将剧本写完了。我搁置了很长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环境中,Geneva湖的St.Leger(28)这乡村里,我又作一次最后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Cut)。”(柔石摘译)

    这剧本,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确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死后,戏剧也收场了。然而在《实证美学的基础》里,我们可以发见作者所预期于此后的一部分的情形——“……新的阶级或种族,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是成了习惯。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大概断断续续。在种种处所,在种种时代,人类开手建设起来。而一达到可能的程度,便倾于衰颓。这并非因为遇到了客观的不可能,乃是主观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为后来的世代,却和精神的发达,即丰富的联想,评价原理的设定,历史底意义及感情的生长一同,愈加学着客观底地来享乐一切的艺术的。于是吸雅片者的呓语似的华丽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蓝,压人地沉重地施了烦腻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庙宇,希腊人的雅致,戈谛克的法悦,文艺复兴期的暴风雨似的享乐性,在他,都成为能理解,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新的人类的这完人,于人类底的东西,什么都是无所关心的。将或种联想压倒,将别的联想加强,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处,唤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绪来。能够并无信仰,而感动于孩子们的祷告,并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亚契莱斯的破坏底的愤怒,能够沉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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