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以后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从何着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创造性的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得手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泽东希望并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40］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这一判断。

    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它说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41］

    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没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长的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乡湖南，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伐军于1926年夏末抵达长沙，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泽东将很快看到这一点。他显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