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文学月报》在讨论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小说发表前后，曾听到一些批评，也收到读者的来信。现就借《文学月报》的版面，一并作复，算是加入讨论。

    这个中篇的写作，前后跨三个月。查记录，从1984年9月22日写到同年的12月25日，其间因去北京、济南而一度中断。写成后读稿的感觉与写前的预期大致吻合。因想投往月刊，篇幅则不敢加长。

    这篇小说，以我本人的想法，主要是想写给当父母的与当教师的人们看的。因此用了第一人称，用了一个孩子的口吻。小说中的故事由三菱来叙述，以求更贴近一位年轻人的心理。

    全文实际写了八个少男少女，四男四女（稿子写成后，为它取名时将三菱的妹妹漏了，于是成了“一共七个”）。作为作者，对他们的看法和褒贬当然是有区别的。也写了几个当父母的，也有区别。我无意将这八个少男少女来概括中国的全部少男少女，也不准备将小说写成论文或调查报告，那是社会科学的事。文学不同于科学。

    我想，不管我们愿不愿承认，愿不愿“看见”，那些孩子这样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他们不仅存在着，还在成长着，今后还将负起建设、保卫和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责任。因此，必须正视他们。

    我四岁开始当舅舅，二十七年来，有了八个甥侄，他们不总是让我看得惯。我曾当过教师，教过的许多学生中很有叫我头疼的一些人。我是社会的一分子，见过许多“文学青年”或非文学青年，我要自己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们的社会，是以雷锋为楷模的社会，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雷锋的，甚至不可能完全消除犯罪行为。这个道理是如此明白，但在文艺作品中，一些似乎不那么有光彩的形象往往得不到描写。描写并非为了鼓励不良行为，不是这样，相反，是要求人们正视它。假如我们有信心，有勇气的话，只能正视它。同时，这种描写也是为某些行为正名。社会发展到今天，旧式的父子关系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也是必然的。

    在写作中，我没用我们都习惯的方法来为三菱贴金。其实，他既清楚又不清楚自己。他的话既当真又不正真。他既气壮又气馁。到第十九节的结尾他问出“我是谁？”时，悲哀已到了顶点，毫无幽默感可言。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这篇小说再不能写下去了，再写就全没了欢悦的色彩。要是仔细一些谈的话，可发现这小说不是个喜剧，三菱也并非他自称的“乐观主义者”。

    顺便提一下，《文学月报》六期上华玉章同志的文章拜读了，得益匪浅。但有几处确是误会，如三菱并没骂过他父亲“下流”。更没欣赏反转片的“浪得入味了”（这时他反用出了全文中最激愤最刻薄的词句）。另外，似乎没有“三个妙龄少女都对三菱钟情”的情节。负片和三菱几乎是冤家，对申光是三菱在自作多情，唯一可以拿准的是反转片，可惜最终还是闹翻了。所以，三菱也不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至于七个少男少女“没有一个真正刻苦读书的”，说得也不确，至少有申光在读着，并被三菱讥作“书呆子”。阿克发为了读书而去课余卖瓜，三菱为了阿克发读书而去当模特儿，这样的精神，实在不应称作“阿混”。

    我们以往熟悉的是高尚的语言配上高尚的举止，于是皆大欢喜。可惜生活中就是有许多例外，假如文学不斜视的话，理应去表现。

    说实在的，我很有点怪罪自己的意思。文中，我在三菱身上堆积了真诚，坦率，正义感，不图名，不贪利，不盲从，乐于助人，蔑视等级观念，不逃避体力劳动，不坐吃老子，不乱交女朋友……这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真怕三菱消受不起。生活中，我确实没遇见过集这么乡优点于一身的好青年。何况，他还有决非无病作吟的痛苦感。有人曾批评我过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