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做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1944年秋，罗常培赴美讲学，联大中文系主任由罗庸代理，直至西南联大解散北返。按常规，北大复校后，罗庸本人应随校迁平，继续当他的北大教授或代理个系主任什么的。但蹊跷的是他没有随大队人马回平，而是悄然留在由联大师范学院改制的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对于这一打破常规的抉择究其原因若何？罗氏本人没有公开披露，外界人士包括联大中文系学生也多有不知，公开出版的联大校史等书籍与纪念文章，在提到这一令人疑惑的转折点时，也只是一笔带过。或许罗庸留昆的隐秘尚没有揭开，或许本属正常——但从两年之后即离开的事实推断，恐怕又非其本意。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罗与抗战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不甚合拍，此点从上述傅斯年于1945年10月17日写给尚在美国的胡适信函中可以窥出一点蛛丝马迹：“二罗皆愈来愈糟……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中文系教职编制如下：

    教授十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以上属北大），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以上属清华），游国恩（由联大直聘）。

    副教授二人，陈梦家、许维遹（皆属清华）。

    另有陈寅恪（清华，与历史系合聘）、魏建功（北大）已先后离校，未计在内。

    以此推断，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二罗”应是罗常培、罗庸。当时罗常培尚在美国讲学未归，而就昆明的罗庸而言，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为人处世保持低调、谨慎，很少显山露水，性格沉稳坚毅，但绝不像刘文典那样张牙舞爪地容易遭人嫉妒忌恨（南按：刘氏除了被闻一多一个点射踢出门外，后来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又被傅斯年借机敲了一棒，自此倒地不起。见后文）。

    如前所述，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为北大办文科研究所事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禀报，内中有“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力气，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信中说的莘田是指罗常培，膺中自是罗庸。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傅斯年眼里“二罗”竟成为“越来越糟”的人物了。这一变化，除了抗战后期各自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连带地在处世态度与性格脾气上使二人不能行合拍外，很难从其他方面找出更坚硬的理由。罗庸既然在联大后期能代理系主任，返回北平后，在罗常培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主持北大中文系事宜亦在情理之中。但掌握予夺大权的傅斯年显然没有这样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