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逯钦立由著名的山东省立荷泽六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在鲁西南“获麟之地”的乡亲们看来，是逯家祖坟冒了青烟。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余韵还在民间残存，仍把北大当做培养翰林与官僚的场所。一个“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无量，套用山东话说，日后升官发财、治国平天下是手到擒来把攥的事儿。有点出乎众乡亲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显宦那宽大厚重的太师椅，而是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运多舛的大学者。

    逯进北大不久，即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开始以“祝本”笔名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才子名声随之传遍校园。翌年，逯转入中文系就读并出任《北大周刊》主编，以本名和笔名胡蛮（human）等发表杂文和小说，宣传抗战。同时，在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逯氏随校迁长沙，旋又随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步行三千多里抵达昆明，继之赴蒙自，在西南联大继续就学。1939年毕业后，考入傅斯年为代理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庸（字膺中）、杨振声二导师攻读硕士研究生，自此开始了几十年寻寻觅觅，专题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的学术历程。

    据逯钦立的同学周法高回忆：“逯的导师罗庸是北京大学出身，学问、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对于三礼和宋元理学都有研究，学问非常广博，尤长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对于儒家的学说颇能身体力行。记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时烈焰冲天，蒋梦麟校长曾经当场拍照证明曾经有某机关存贮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罗先生遇到这种不幸的事，仍能苦撑下去，弦歌之声不绝，可以想到他的修养了。”又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初期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记得1940年秋季闻一多先生本来是开《楚辞》的，这一年要开唐诗。而唐诗本来是罗庸先生开的，于是罗庸先生就说：那么我就开《楚辞》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罗庸的博学。”

    周法高所言不虚，当罗庸接手《楚辞》课业后，所显示的博学与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赞誉，而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下于杜诗。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有罗常培和罗庸两位罗姓教授，师生们称为“大罗先生”与“小罗先生”。因为二人非但年龄稍有大小，身材也略显出高矮。两位罗先生都京音纯正，善于讲课但风格不同，大罗先生又被尊称为“罗长官”，盖因一度执掌联大中文系之故。罗常培讲课条理明晰，论述晓畅，把音韵学中一些晦涩模糊的问题，用现代语音观点予以剖析，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小罗先生声音洪亮，节奏分明，跌荡起伏，收纵自如，有“罗叫天”之美誉（比况京剧泰斗“小叫天”谭鑫培），很令联大师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罗要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都纷纷跑到城西的联大听讲。一间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一群外校学生。罗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夜深才结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场。据早些时候听过罗庸杜诗课的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回忆，罗讲杜诗的情景要比讲《楚辞》还要引人入胜，其感情的投入和声情并茂的演讲，令人陶醉，浮想联翩。赵说：“罗先生是《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