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而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与木桩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噩耗传出，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闻讯，顾及同族亲情，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南按：时傅尚未与俞大綵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年级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儿，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抗战爆发后，陪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乡下避难，而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南按另一个是傅乐成，后去台湾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逯钦立、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后来杨志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曾对他的弟子们提及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的情景，说昔日众所推服的同窗中，傅乐焕不苟言笑，邓广铭（字恭三）颇恃才傲物，张政烺则书生气十足。为此，同学们则取笑说“乐焕不乐，恭三不恭，张政烺不懂政治。”每讲到这些在弟子们看来并“不太逗乐”的往事时，杨氏的脸上就会荡起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