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款名单中，有的人当时并不在李庄而在其他机构服务，如李方桂正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调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等。此碑镌刻之时，董作宾曾专门去函询问李方桂何去何从，是否有与史语所同仁一起复员回京的打算。1946年5月24日，李方桂回函董作宾说：“家母已八十，非飞机无法返平，而弟又必须陪走，故恐不能与所内同仁同行。经与萨总干事商议，已蒙允许，嘱弟函告吾兄，补一申请先行返都手续。”

    就在李方桂准备陪母返北平的时候，在美国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任教的赵元任曾动了携家回国，继续到史语所当他的语言组主任的念头。赵向学校当局递交辞职书时，校方不允，赵只好推荐李方桂接替他在哈佛的职位，以换取回国的机会。身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但仍兼史语所语言组代主任的李方桂，接到赵的信函，当即决定携家赴美。对于这个颇为匆忙的决定，李氏后来在他的访问录中透露：“（我）必须去哈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领薪水，因为我没有钱了。”说这话时，李方桂显得相当轻松、干脆和直白，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去美国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1946年夏，李方桂托人把老母送往北平，自己携家眷离开成都，转赴上海搭乘一架美国海军的军用飞机直飞檀香山，未久来到哈佛大学欲替换赵元任，但赵元任却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又因哈佛在人事安排方面发生变故，赵、李二人分别转入伯克莱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李方桂此次美国之行，成为西去的黄鹤，一去不返，自此与史语所同仁隔海相望，莫之奈何，赵元任也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当复员回京的中央大学学潮迭起，原校长辞职，国民政府欲请赵元任回国接替校长一职，赵在给朱家骅的回电中谢绝未就。当内战爆发，国共翻盘，江山易主之际，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的“政治思想工作”，赵、李二人再度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自此，“赵元任的回国梦在伯克莱结束，而我的梦在西雅图化为泡影。事情的结局总是这样。”李方桂后来如是说。

    李方桂飞抵美国弄钱去了，在李庄的学者们却还在为生计与复员还都之事大为犯愁。1946年8月9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致函傅斯年，表示自己患病非常严重，无法随史语所同事一道返京。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耆绅张英麟。

    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破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来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整个国家政局崩溃，张家也一步步走向没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和生活的拮据，再也没有绅士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忻、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赧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这与半个世纪之后“文革”结束，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世人为“求生存、图发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争相从亲友或国家银行想方设法赊金借银，且越多越荣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还贷，溜之乎也，让对方呼天抢地满地乱滚莫之奈何的道德观念与行事准则大不相同。像当时的傅乐焕家族，更多了一层顾虑，怕家人出面借贷，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家家族的体面。在这种处境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仰事俯畜，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在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点滴希望与光明的境况中，乐焕的父亲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时，在雪花飘零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