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是否尚存。就在这次北飞中，曾昭抡最初的感觉是“故国河山，依然如旧”，但只要待下两三天，便发现经过八年的敌伪压榨，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确实是变了，北平已不是原来的北平，其变不在物质或表面现象上，而在内容或人民生活与思想上，人民变得很穷，有的已是衣不遮体，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空虚。清华大学的房子外面大体完整，里面却一无所有。燕京大学的同学，依然是住在华丽的、贵族式的宿舍，可是吃的全是窝窝头，许多同学难得一饱，营养更是谈不到了。昆明、重庆的学生，尽管大多数濒于赤贫，但是每个大学的大门附近，总摆着有许多摊子，开着有若干小贩铺卖食品，生意大都不错。相反地，北平马神庙北大理学院前面，仅有一家小面馆在惨淡经营，光顾者几乎看不到北大的学生。有了二者的对比，曾昭抡深有感慨地认识到，后方民众几年来饱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影响，十倍于今日之北平。不过在那些地方，苦虽说苦，开源多少还有办法，不像北方这样枯窘。那么，到底谁使华北和北平变得如此贫困？曾昭抡认为：“当然主要是万恶的敌人与伪组织造下的孽，但是收复以后，这种情形未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则此刻当局，不能辞其咎。”面对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北平学潮兴起并呈四面开花状向全国各地辐射似是一种必然。作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面对颓局，咬紧牙关，为维护他心目中的教育秩序和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努力。傅氏以严肃的态度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指出：“学校必须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坏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某处（南按：指延安）广播一下，说要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它和五四相提并论的。学校……若弄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等于利用童工？”最后，傅斯年以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是一条颇为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

    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别演说，内中不无对这所风雨急骤的著名学府和北平学界未来的焦急与忧虑。当然，日后的北大校园是江水滔滔，还是洪流滚滚，或者在汹涌澎湃的学潮与社会鼓荡中走向复兴还是衰落，他这位被蒋廷黻所讥讽的“太上校长”就顾不得许多了。此时傅氏的大本营兼老巢——四川李庄郊外山顶上的板栗坳，蛰居于山野草莽中的史语所同仁，已连连拍发电报催其火速回返，以处理日积月累的复杂事务、人际关系与回迁首都等一连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长董作宾在电报中称：“同济大学已开始回迁上海，所内人心浮动，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请兄勿于百忙之中回所视事，以定具体复员计划，稳定局面。”对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听而不闻而留在北平继续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心头肉，且李庄的老巢远胜过北大的临时帐篷——史语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职责所在，也是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协助胡适“复兴北大”的挑子，搓搓双手，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已有几个补丁、且狗毛几乎被揉搓净了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离开故都北平，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