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张复员后的北大增设工、农、医三个学院，以增加综合性大学的法码与气势。而傅斯年认为，工、医学院费钱太多，出力难以讨好，最看好的则是创办农学院，在致胡适的信中，傅氏以忧国忧民的情怀说道：“农学院甚有意思，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老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而且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有个农学院，可以开这个端。……不过清华也要同时办，正商量中，或者出于‘分工合作’。”又说：“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办，教育部为难。但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孟邻先生之情感，关于联大者，并非无其理由——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不让他的。”傅氏决意不让对方，但清华也不是省油的灯，想方设法予以反击。傅斯年在接下来致胡适的信中说“追加复员费，此事曾引起清华、南开之冲动，闹得教育部甚为烦恼。”又说：“在教育部领到二百时，有我们五；四百时，有我们十；六百时，有我们十五；八百时，有我们二十。此已与骝先原则说好，他并无难色，因他人更凶也。周鲠生来信要三十，兼大骂。”

    就北大而言，抗战时期与清华、南开共同创业的近9年，不能说所得到的只有被“卑视”，当然有他光荣与辉煌的一面，但傅斯年信中所述也不是信口开河，或者说空穴来风。事实上，清华凭借美国庚款的后盾、扎实的学风，以及几十年形成的一整套组织系统，在许多方面，其强劲的风头均盖过了北大与南开，这一状况令号称老子天下第一的北大同仁深感受失落，并产生受对方“卑视”，进而滋生了一些不便为外人道的芥蒂与怨愤心理。钱穆晚年在他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提到的北大同仁在云南蒙自联大分校，为文学院长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而不让北大的汤用彤沾边之事发生争吵，并向前往视察的蒋梦麟建议北大独立之事即属此类。尽管最后经钱穆解释，同仁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不再言”，但不等于说北大教授们心中就不再有芥蒂和情绪。此时傅斯年对胡适所发的牢骚，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北大同仁憋在心中积闷日久的怨气。既然联大已经解体，北大复员独立，当然也就有了重整旗鼓，与清华争个高下的新机缘。因而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要求胡借留美之机，设法为北大新开办的几个学院募集书籍、仪器及款项，一旦就绪，便赶紧归国。因为“我这几个月必然闹得空气紧张，非先生早回来，有出大岔子之可能，那才糟呢！先生回来后，我当留校二三月协助，然后赴美治病……”

    傅斯年践约了当初的承诺，胡适一到北大，他就主动把自己坐得温热的校长椅子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师屁股下连扶加抬地将其请了上去，笑逐颜开的胡适尽管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打着哈哈当仁不让地坐稳了。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师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还要按中国特色的“扶上马，送一程”的老规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敌对势力和半敌对势力荡平铲除之后方可卸职。

    胡适坐上北大第一把交椅，显然与1937去美国前的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长大不同了，尽管孔宋之流一再打压排挤，由于胡适在美经年，尤其是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的空前杰作，一时声光四射，世界瞩目，身价倍增。而他轻柔的脚步一旦踏进北大校园，如同潜龙归渊，虎入深山，再度啸傲士林，俯瞰政坛。历史的风云聚会把胡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世俗地位和声名也随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巨大影响不但成为中华大地教育、文化、学术界的“帅”字号人物，而且一举成为政坛象征性盟主——尽管虚幻多于实际（后来蒋介石曾有意让胡当总统，自己掌行政院实权，就是这一虚幻影像中的一个插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