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说：“除了想她之外，东北问题也很使我忧念，因此午觉不能入睡。连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关心国事，倒是出于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关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岂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吗？东北问题，非美苏打一打不能解决。我看得很清楚，可是还在替国家着急。苏联如此四处不断扩张，战机实已迫切。今秋平津开得成学否还成问题。苏联如果胜了，我算是白投了个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坏，假如我下半生还有点作为，大致美国是可以打胜的。”

    夏氏日记中所说的想她之“她”，是联大外文系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处于对这位女生的迷恋与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济安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想请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师钱学熙为自己作恋爱参谋，并有“今天他起来得较早，我先请他吃面，谈论陪都学生反苏大游行一事，我很兴奋。昆明如有此种游行，我准参加。而后，我又拉他去翠湖散步”，开始谈“我在想女人”的事，并想请向达教授做媒人，向是湖南人，“较便说话”。2月25日，夏济安又记道：“联大一百十教授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未签名者尚有多人，如卞即其一。他们因此事为国民党所发起，不愿同流合污。故心里或主张东北应归中国，却不愿公开发一声明，以示不受利用。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此处的“卞”，即联大外文系副教授、诗人卞之琳。夏接着记叙说：“下午联大草坪上有公开演讲会（这次闻一多等不露脸，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等出马），会后游行，游行人数估计不到千人（我不会数，可是看来总比上次亦在本月，为校场口血案的那次大游行少得多），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今天这次游行虽不一定就是国民党发动，受到国民党的赞助，是不成问题的，既然有国民党的份，加入进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同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去。”

    夏所说的“校场口血案”，发生于1946年2月10日，当时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校场口广场联合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者达一万余众。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等应邀参加大会。会议开始时，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员，以重庆工务会、农务会、商务会等名义强行入场，抢占主席台。大会主持者李公朴上前阻止，被特务包围，一顿乱拳将其打翻在地，而后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样，几脚踢于台下，李头部中伤，血流不止。出席会议的演讲人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遭到唾骂和追打，自视甚高的郭沫若与特工人员互殴，结果当场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后被无情地踢于台下。为表示自己与从不同和戏剧家出身，郭灰头土脸地被人扶起时，还模仿戏剧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张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对特工人员的极度蔑视。个头瘦小的沈钧儒面对特工人员的行凶闹事，挥舞小拳头连声高呼：“不怕，不怕！”号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汉与其对打，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于是，两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一处，鲜血喷溅，哀号不止，现场一度混乱。特工加打手们以事先准备的铁条、砖头等将主席台人员或抽倒在地，或拍于台下，混战中连围观的的记者和部分看客一并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殴伤——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校场口血案”。混战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闻讯赶到会场，加以制止和痛斥，特工人员和雇用的打手们才四散而去。

    此事经过媒体渲染与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势，引起全国性关注，与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