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燕树棠、高崇熙等分别讲话，对苏军暗杀张莘夫等一连串罪恶大加讨伐。会后师生走出校园在昆明大街小巷游行，高喊苏军撤出东北等口号以壮声威。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大小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吏、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呐喊行动。

    如此全国性的抵抗热潮，自然引起了国际政界和舆论高度警觉与关注，先是苏联以提出抗议为名，对自己的恶行强行狡辩，谓此次游行乃中国政府内部有人策动，并谓何以不要求美国撤兵而偏要求苏军撤退？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依然高呼“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驻沈阳苏军司令在舆论压力下，公开出面承认东北机器装备许多已运往苏联，但此事系根据三国协定所为，并无不妥。美国方面一听大感不快，国务卿发表声明，谓苏军的做法纯是擅自主张，并无任何协定根据，那位司令官是因伏特加喝多了，才如此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因各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对苏军的恶行抓住不放，驻长春苏军只得对外发表声明，谓东北苏军在撤退中，撤尽时期不致迟于美军。于是，围绕苏军到底是正在撤退还是压根未退，美国是否同时撤退？

    张莘夫事件凶手到底是谁？如何惩办凶手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争论。西南联大教授签名行动中，吴晗所说的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自是指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等人，而那个“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则是历史系教授向达。向达后来在报上发表声明，指出“拿给他签名的油印宣言与报纸上发表的宣言不同，并说自己签名时曾附注也要请美国撤兵，冯文潜、汤用彤教授都同意这个意见”云云。

    因了这些事件，西南联大师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类派等各个派别，渐渐分化融合成两个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见面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结果对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系。在闻一多与吴晗等人看来，国民党之所以支持这次游行，除了促使苏联撤军之外，还有反对和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意图，因而除了敦请历史系向达发表声明，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吴晗也跑到前台，亲自赤膊上阵，发表战斗檄文，以骂街的方式与口气，向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反苏教授、学者讨伐起来。吴晗说：“在御造的‘全国性’的反苏空气中，平时，三缄其口，口口声声‘天皇圣明，民罪当诛’的若干名历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机会，也许，还不如说，好容易有这样一个御造的机会，来卖弄他们积陈几十年，霉得发黑的历史观点吧！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养狗千日，用在一朝，大发其史学宏论，从历史观点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从中西文化之演变中，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并称此次东北事件，即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野心表现云云。”骂过之后，吴晗以战斗的激情呵斥道：“名历史教授们听着！帝俄决不是苏联，也不可能等于苏联！帝俄的侵略账不能算在苏联的账上，犹之乎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滥账不能算在国民政府账上同理。”而“就中苏关系说，过去帝俄是中国的敌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却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友人，铁证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曲解苏联即帝俄，不但厚诬苏联，厚诬中国人民，也厚诬了历史。”

    此时，作为“斗士”的吴晗，已不是几年前由云大转联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为之“吹嘘”的时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使他与傅斯年越离越远，直至公开对垒叫板，彻底决裂。因了这一事件和缘由，两年之后，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吴晗以中共新贵的身份接管北大、清华，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对于此次事件，当时任教于联大外文系、无派无系的青年教师夏济安用自己特殊眼光和思维，对各派系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作了一番“另类”评判。夏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