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母亲与家人皆反对这门婚事，令吴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挠。但儿大不由娘，且此时的吴晗已受过清华的高等教育，满肚子学问与自由思想，又岂肯听从一个乡下老太太和家人们啰唆？面对各种阻挠与劝告，吴斩钉截铁地对家人宣告，世之本无鬼，何以被迷住心窍？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吴不嫁。生同裘，死同穴，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都在一起过了。据吴晗的朋友罗尔纲说，1936年春天，他曾奉吴家人之命亲自做过吴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奉告。当时吴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疗：“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张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吴的一句话说得罗尔纲‘惭愧无地’，当场打了退堂鼓。至此，吴晗母亲与家人心中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与想不开也无力回天了。

    尽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如《沙家滨》中的胡司令传魁盛赞阿庆嫂的那段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袁震与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两姐妹天生好“斗”，也具有“斗”的天赋和胆魄，袁震在武昌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走上了“斗”的道路。自此一“斗”不可收拾，且越“斗”越勇，越“斗”越剽悍，于“大革命”时期袁震与她的阿姐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于战前一起潜往北平秘密从事地下活动。袁震与吴晗相恋后，一来二往，袁家姐妹的“斗”志与政治态度，对一介书生的吴晗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吴在《自传》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这里所谓党的教育自是指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吴在求学时代作为胡适的爱徒已广为人知，胡在许多方面奖掖提携过吴，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吴晗学术上的成就，因而吴在人前人后皆表现出对胡无比的崇敬之情。当时号称已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袁震，对胡适的那一套政治主张颇不以为然，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胡氏的轻蔑意味。每当吴晗谈到他所仰慕的适之先生如何如何时，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则以嘲讽的口气谓吴“在胡适面前要矮三尺”。而吴的回答却是：“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按吴晗研究专家苏双碧的说法，吴氏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这说明吴晗的思想认识有了进步。后来，袁震追随吴晗来到昆明，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大后方物价的飞涨，都非常不满。她经常骂国民党反动派，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些对吴晗的影响教育很大。尽管这时的吴晗，还谈不上能自觉地抗日反蒋，但他已无法安下心来闭门做学问了”。

    苏双碧这段话，尽管让人读来有一种生硬和异味的感觉，但往深里一想，可能还真是如此。不知中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诲如何？但一个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对方的影响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的路数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调。后世有研究者如钟亦非认为，假如没有袁震，很难说吴晗会走到“斗士”这条路上去，也很难说后来竟“斗”出了一个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堂。依他与胡适的关系，极有可能在大地陆沉之时，作为被“抢救”学者之一，追随胡去了台湾或美国。若真如此，吴晗后来就不会有副市长的高官可当，当然也就不会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了。不过，像这样“大胆的假设”，纵如考据大师胡适面对这个繁难的题目，也很难考出个是与非。历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吴晗在经济压迫与爱妻袁震的政治影响下，逐渐向“斗士”的道路上走去。

    吴晗携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视，才能窥其一个小小鼻尖的爱妻袁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