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题为《新文艺与文学遗产》的讲演，这是闻一多正式走到前台亮相，由学者转变为一位政治“斗士”的重要标志。后来，闻一多离开了司家营，携家来到了他兼课的昆华中学居住。自此，政治风潮愈演愈烈，闻氏以他的诗人性格，于风高浪急中踏着浪尖前行，终于被滚滚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事实上，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梁实秋通过杨振声等人的口，对闻一多的情形还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实秋和梅贻琦等人的看法，闻一多之所以成为“斗士”，主要与他生活穷苦有关，当然还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暗中拉拢与助力，尽管二者不能形成决定的因果关系，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联大教授的穷苦，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若干岁月，都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正如梁实秋所言：“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南按：陆续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说的在昆明时一家八口是指闻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像许多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受远古时期流传“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圣人之言浸湮，大家闲来无事，便铆足了劲搞生孩子比赛，多者自然成为赢家，少者自是输家，若生不出一个男孩，则被时人称为“老绝户头儿”，等于是失败的人生。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大家庭随之产生。而在地虽大但物不博，积贫积弱，正处于物价飞涨的战时的中国，作为家庭的支撑者，在经济方面所承载的压力之巨与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从可考的资料观察，闻一多在战前的清华园时代，虽生活条件优越，鉴于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历史原因，似无多少积蓄。一个明证就是战争爆发后，学校决定师生由长沙撤往昆明，闻一多主动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这一事实。此前外界的宣传大多是说闻氏当年之所以如此，是内心装着如何伟大崇高的理想与道德，才决意随团步行赴昆，事实并不尽如此。行前，闻一多在给其兄闻家骥的信中说得清楚：“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同年2月16日，闻一多写给父亲的信中，再次说道：“前函云乘汽车经桂林赴滇，今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信中可以看出，得经验与得金钱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大。此时离卢沟桥事变才半年的时间，物价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如脱缰野马一路飞腾，陈寅恪诗中所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的局面，则是1940年之后的事情。假若战前闻氏手头有些积蓄，何以会为六十五元路费而作出千里步行的决定，并视为一件要事专门向家人作书禀报？

    在闻一多到达昆明转蒙自文学院任教后，他给妻子的信中再次提到经济问题：“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到二、三、四（共）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当时清华仍握有美国赔款的部分基金，在三校中最为富有，但怕刺激北大、南开两校，求得师生间的平衡，清华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小心谨慎。

    此时闻一多虽手头不算宽余，对生活仍充满信心，只是后来随着积蓄用尽，物价飞涨，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战火进一步蔓延，沿海与东部陆地人口大批南迁，昆明人口猛增